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2020年5月14日）、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2020年8月24日）等重要場合發表了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系列講話。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更是首次將“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作為整體理論用以指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從單一論述到系統闡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系列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豐富內涵及重要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論述的深刻內涵
在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系列重要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思想家的卓越智慧貫通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國內與國際，不斷深化和發展對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認識，使其成為一個內涵豐富的理論體系。
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是內在統一的理論整體。“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都要（α）歷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γ）都要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列寧的這一論斷昭示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彰顯著馬克思主義者善于整體性思考的思維底色。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定信仰者、忠實踐行者，整體性思維是習近平總書記回答時代問題、解決發展問題的根本思維方式之一。用這一思維方式來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可以發現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相關論述是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整體。
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相關論述整體性地體現在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三者之間的相互耦合與協同支撐，即“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確了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其中，新發展階段是這一理論的邏輯前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新發展階段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后，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階段；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又內在地包含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個遠景目標。如此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開局事業勾畫了歷史方位與時空格局，也為進一步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精準籌劃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前提依據。
站在新的歷史坐標上，新使命需要新發展理念的指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注重解決的發展問題不同，但彼此“相互貫通、相互促進，是具有內在聯系的集合體”，系統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要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好局、起好步，就必須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將新發展理念貫徹落實到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的全過程、全領域。新發展格局則是對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的精準回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本質體現，以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關鍵著力點，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路徑選擇。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如果只講前者很容易走向經濟發展的封閉內卷狀態，只講后者則可能導致經濟發展受制于人；強調“國內國際雙循環”是要通過更高水平擴大對外開放實現國內經濟循環與國際經濟循環的雙向聯動，以保障我國經濟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可以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論述的理論整體性就體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中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三者功能的相互支撐上，三者共同為這一偉大事業提供系統全面的理論指導與堅實穩定的實踐支撐。
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是歷史演進的現實必然。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前幾代共產黨人創造的生產力物質基礎、科學的理論指導等基礎上的創造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歷史發展的必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深刻總結的，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
“進入新發展階段”是生產力積累的必然。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汲取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根據中國國情，創造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歷代中國共產黨人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總依據，在實踐中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深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而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事業已經為“進入新發展階段、開啟新征程”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科學的理論指南。
“貫徹新發展理念”是科學經驗的總結。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這一發展理念的指引下，“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國民生產總值穩步提升、人民美好生活持續改善。成功的實踐證明了“新發展理念”的科學性與效用性。當前，世界經濟曲折復蘇、產業革命蓄勢待發，國內經濟發展整體向好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仍然突出。要解決這些現實問題，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全黨必須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精神，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客觀現實的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曲折復蘇的全球經濟，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勢力的抬頭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而國內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經濟現代化建設鋪墊了良好的物質經濟基礎和制度體制支撐，當前區域、城鄉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也為內生經濟提供了空間。當然，全球經濟的衰退與國內經濟向好，決不意味著中國將封閉發展。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國際經濟仍然可以為國內經濟發展提供更廣闊、更高層次的動力支撐。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充分審視復雜變幻的國內外局勢而提出新發展格局戰略。
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是原則明確的實踐遵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是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社會主義現代化七十余年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對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實踐指導意義。但這一實踐指導并非隨意、沒有限制的，“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相關論述深刻闡明了這一理論在實踐進程中應當遵循的幾項原則。
首先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原則。發展是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鮮明邏輯主線，而“發展為了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使命任務，而社會主義的最終本質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可以說，人民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主體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服務對象。社會主義現代化本質上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
其次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首要原則。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強調“要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領導”。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其中，就包括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的重要戰略舉措，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是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天然內蘊著黨的領導。與此同時，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實現與否與這個國家執政黨的價值取向、執政能力有必然關聯。“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的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最后是堅持辯證思維指導的基本原則。恩格斯認為，辯證法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立足新發展階段，解決影響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突出問題，要有辯證思維。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唯有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方法實現底線意識與創新意識的齊抓共管，方能統籌風險與機遇，科學識變、精準應變、化危為機。為此，要以底線思維應對復雜困難局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正是增強抵御和防范化解風險的意識與能力的鮮明體現；要以創新思維引領發展，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
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是著眼全球的中國方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要“站在時代前沿觀察思考問題，把黨和人民事業放到歷史長河和全球視野中來謀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是著眼復雜國際局勢謀求中國發展、依托自身發展助力全球經濟的戰略結果。
著眼復雜國際局勢謀求中國發展。在關于《建議》的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議稿起草過程中注意把握“處理好開放和自主的關系，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當前，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全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而我國恰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機遇期，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這里的“發展環境、條件”便同時內含著習近平總書記對國際局勢與國內條件兩個維度的綜合考量和研判。概言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回答，也是指引中國經濟應對世界變局的戰略籌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共產黨是善于學習的政黨，歷來強調學習借鑒他國文明成果。客觀而言，當前，在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與西方現代化國家在高新技術、數字經濟、現代農業等關鍵領域尚存在一定差距。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高度，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要加強與他國的經濟交流對話，在相互借鑒中共享發展資源，以加速推動我國經濟領域的高質量發展。
依托自身發展助力全球經濟。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當今，我國同世界緊密相連，經濟全球化使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相互影響的深度前所未有。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積極構建新發展格局，其目的除有效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之外，還旨在為疫情影響下深度衰退的全球經濟注入復蘇發展的強勁動力。作為進入新階段的重大戰略指南，《建議》明確指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是為“依托我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在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重申了助力全球經濟的情懷與關切，指出要“讓中國市場成為世界的市場、共享的市場、大家的市場，為國際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這向世界證明了全球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下中國維護踐行多邊主義、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負責任大國形象與擔當。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論述的重要意義
“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中華民族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行進征途中，同樣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是系統科學、原則明確、價值高遠的理論體系，是新的歷史方位下實現新的使命追求的思想指引，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實踐意義、世界意義與時代意義。
面向理論，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實踐是理論的源頭活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領導中國人民為改革開放事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接續奮斗，在理論與實踐中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認識，并開拓形成、創新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十三五”時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推動構建發展新體制、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優化現代產業體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加快改善生態環境，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實踐。“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正是對五年經濟建設實踐的高度凝練和科學總結。習近平總書記將其從實踐經驗上升為規律性認識與系統性理論，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注入了新元素、新內容。理論需要術語的支撐。“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系列論述中所提及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三去一降一補”“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概念和范疇，不僅是植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而提出的體現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經濟學話語，而且各概念彼此間具有鮮明的內在邏輯關系，是系統的、科學的邏輯體系，體現出重要的理論創新價值。
面向實踐，提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行動指南。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正確的理論能夠科學引領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戰略、新舉措，帶領中國經濟的航船行穩致遠。站在新的歷史節點，我國經濟發展明顯呈現出諸多新情況新特點。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在新問題新挑戰面前，推動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健康持續發展，必須要有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兩個大局”，在新的歷史方位下為應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所作出的戰略回答。新發展階段是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兩步走”戰略安排，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進一步對“兩步走”中的第一步“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作出包括經濟發展、國家治理、社會民生、綠色生態等九項內容在內的詳細戰略謀劃。新發展階段“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如何實現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發展理念”，并圍繞發展目標、發展動力等問題提出了一批根本性、全局性、可實施性的戰略舉措。新發展理念如何落地生根，習近平總書記以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行了系統謀劃，提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等戰略設計。通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系列論述，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行了系統性、前瞻性的頂層設計與戰略安排。這一清晰的戰略籌劃有利于統一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匯聚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共識，切實引導全國各族人民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重大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進而為我國經濟現代化建設注入強大思想和行動力量。
面向世界，開拓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全新方案。實現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的美好向往，是各個國家的一致目標。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早期殖民掠奪的原始資本積累走上現代化道路并率先實現現代化。由于其建設的理論和實踐較早且成效顯著，西方輿論普遍自詡“西方模式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途徑”。
但中國式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蹚出的一條迥異于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發展新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歷史性成就、引領了關鍵性變革，使中國前所未有地接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反觀部分為了實現自身發展、照搬了“西方模式”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有的喪失了自身發展的獨立性，有的深陷發展陷阱，有的乃至上升到政局不穩、社會動蕩。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是指引新形勢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體系，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組成。在“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系統論述的科學指引下，通過基本實現現代化，進而建設成世界上第一個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強國，這一模式的成功將打破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國家現代化的“路徑依賴”，充分證明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其提供有益借鑒。
面向時代，回答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時代之問。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理論是對問題的回答。如同鄧小平理論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科學發展觀回答“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的論述作為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進入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階段后對“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這一時代之問的回答。
“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對時代之問作出的整體把握；對于中華民族而言，“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發展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必經階段。這里的“更高階段”最終指向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時代‘五形態論’”中的共產主義時代。從馬克思作出的五個宏觀時代分期來看，當今時代處于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且距離共產主義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點，聚焦于世界局勢的微觀視角，進入二十一世紀，因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陷入低谷的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影響下有所回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受次貸危機的深度影響進入經濟社會動蕩低潮階段，人類社會進入新的歷史關口。“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戰略安排的目的便是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而為未來邁向共產主義鋪墊雄厚的物質與精神文明基礎。
（作者為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鄭敬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