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習近平總書記為第六批全國干部學習培訓教材作序，要求各級干部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當好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堅定行動派、實干家。理論強，才能方向明、人心齊、底氣足。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兩個結合”是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的重大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要全面把握“兩個結合”的科學內涵、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從根本上掌握運用“兩個結合”所呈現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認識到“兩個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的豐富和發展。
“兩個結合”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問題的豐富和發展
唯物史觀之所以能夠超越歷史上一切歷史觀和社會思潮，就在于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物質生活過程”出發，科學揭示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回應了從經濟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出發來解構人類社會實踐的錯誤觀點。“兩個結合”正是秉承著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問題的深刻理解和創造性運用，在時代變化中運用唯物史觀破解難題、推動理論和實踐創新。
“兩個結合”是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的科學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是歷史唯物主義“新世界觀”的開篇之作。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滿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詞句，“不過他們忘記了：他們只是用詞句來反對這些詞句”，沒有從社會歷史的發展軌跡中來提煉其批判性思想，“這些哲學家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關于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系問題”。為此，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三個環環相扣、不斷遞進的重要命題：“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并且“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因此，“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兩個結合”作為揭示思想理論演進發展深層邏輯的科學方法，從根本上離不開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系的把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一定要有發展的觀點，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這個過程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過程，而是在波瀾壯闊的歷史實踐中，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社會存在是構成社會生活的物質因素的總和，社會意識總是在同社會存在相互作用的歷史變遷中不斷得以積淀和發展的，從人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去尋求社會意識形成的奧秘，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走向成功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們黨現階段提出和實施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我國現時代的社會存在為基礎的。”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繼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兩個結合”為把握和解決社會基本矛盾樹立了標桿。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構成了社會基本矛盾，這是對人類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對于指導人類實踐具有重大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它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對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必須結合具體的社會矛盾、立足具體的歷史方位來把握，摒棄教科書式的抽象理解。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事業能不能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取決于我們能否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確定中心任務。什么時候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判斷準確，黨和人民事業就順利發展，否則黨和人民事業就會遭受挫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結合”，正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問題的深刻理解，堅持從動態變化著的現實實踐中來把握和解決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著眼于解決改革發展穩定中的實際問題，不斷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深入解答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時代之問而得出的正確結論，為進一步把握和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兩個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合力理論的創造性運用。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的運行系統，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在社會中相互作用，形成了推動歷史進步的合力。恩格斯指出：“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關于歷史合力理論，我們不能簡單理解為歷史是由各種因素相互疊加的總和，而必須看到由于人的實踐活動，使得人類社會各要素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活力。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一旦人類實踐活動的介入，“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兩個結合”是在歷史合力理論基礎上的一種思想升華。“兩個結合”不是某個具體問題和具體模式的結合，而是一種整體的結合：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歷史實踐的產物、作為對歐洲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實踐的理論概括和提升，何以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指導思想？最主要的還在于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中國現實問題，促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交融并形成深層反應。“兩個結合”立足中國國情，把握中國社會各要素的存在及相互聯系，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整體性帶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進步，不斷激活各個層面的創造潛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一樣？為什么能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關鍵就在于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
“兩個結合”對馬克思主義社會意識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人類社會意識是立足于社會存在基礎上而形成的，抽象地封閉地離開實踐性社會存在談社會意識是沒有意義的，但社會意識作為人類的思想價值系統并非社會存在的“附庸”，它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的創造性和超越性可以反作用于社會存在而引領社會實踐活動走向成功。
“兩個結合”展現了世界歷史背景下文化交融的新境界。隨著近代以來歐洲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類歷史開始走向世界歷史。這一過程必然帶來人類文化的一場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拓展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兩個結合”站在人類歷史文化交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作為現代大工業產物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世界文化長河中唯一沒有中斷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時代意義。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華民族歷久彌新、日用不覺的價值觀念相結合，既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變得更加豐富、更易被人接受，又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偉大實踐中彰顯出新的哲理高度和強大的活力。如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社會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擔當與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另一方面，“兩個結合”又為人類走向開放包容起到了引領作用。人類文化的繁榮進步與人類社會的交往是息息相關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正確對待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和現實文化，是我們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重大課題。要尊重各國各民族文明，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正確進行文明學習借鑒。在人類社會的深層次交往中，不斷厚植彼此文化互鑒的基礎，是促進人類文化進步的必由之路，當然這種交往需要以先進文化為引領、以追求真理為目標、以造福社會和民生為歸旨。
“兩個結合”展現了社會意識的引領力和影響力。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在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前提下，注重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和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性。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意識到，工人階級要在“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中獲勝，就必須具備自覺的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自誕生起就有一個偉大使命，就是以真理的力量不斷喚醒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自我解放的意識，并積極推動這種先進自覺的意識轉化到當下的階級斗爭實踐中。“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提出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充分發揮先進文化的引領作用。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社會思潮相互激蕩，互聯網給各種文化價值的博弈帶來新的空間，意識形態的斗爭出現了許多新變數。為此，需要通過“兩個結合”持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在強化意識形態的引領力和凝聚力的過程中，不斷提升中國人民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中，夯實文化軟實力的根基；要在“兩個結合”中促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契合、相互成就，把握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深刻把握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發展規律，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提供前瞻性戰略性理論指南；要將“兩個結合”作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面對困難、自強不息的精神主心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沒有現成的答案，必然會遇到各種風險挑戰，這就需要我們將“兩個結合”作為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不斷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不屈不撓、奮勇爭先，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偉大實踐中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兩個結合”凸顯了社會意識自身的歷史繼承性。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意識諸形式均有自成系統、前后相繼的歷史鏈條，因而具有歷史繼承性，有其發展的特殊規律。一方面，人們總是根據自己時代的社會存在的要求去理解、對待、選擇前輩們留下來的精神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人們又在繼承前輩留下來的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去反映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存在。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兩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從“兩個結合”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根基，實質上表達著三層意思。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與西方的發展道路有著根本的不同，是因為兩者的根基不同，是共生并進與強人從己、保合太和與叢林法則的不同，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行穩致遠，既要夯實物質技術的根基，也要夯實精神文化的根基，只有將傳統文化的精華注入我們的道路根基中，我們的道路才能更多呈現出中華文明的引領，才能使我們的道路有更多的向心力；三是中國道路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也贏得世界各族人民的認同，需要形成我們自身的文化軟實力，用文化軟實力破解人類交往中的諸多難題，在促進民心相通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兩個結合”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兩個結合”是對人類創造性實踐活動規律的深刻把握，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主體性的創造性運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之所以取得勝利，原因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不斷發揮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走自己的路。“兩個結合”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文化主體性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特質。從強化人的主體性來建構其哲學根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價值指向。針對費爾巴哈哲學中主體性缺席，馬克思指出：“費爾巴哈從來不談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個尚未置于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而“那個尚未置于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與“人的世界”的根本差別，是“人化”，也即“文化”。不論是個體，還是群體，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有了擔負新的文化使命的堅定與自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主體性是在“兩個結合”中得以激活并升華的。也正是這種文化主體性所內生的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使得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能夠站立時代潮頭，把脈歷史發展大勢，進而匯聚起廣大人民群眾改造世界、創造世界的巨大精神能量。
文化自信來自文化主體性。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突破了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明確人類文明具有多樣性特征，指明其他國家可以走上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發展道路，創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態。馬克思揭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偽善和野蠻本性，“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他強調，“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必須具有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新時代我們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一方面，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建立在我們黨通過鞏固文化主體性，深刻把握“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核心要義基礎上的；另一方面，“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又為我們進一步鞏固文化主體性、增強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鞏固文化主體性必須堅持守正創新。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文化傳統就是其中重要的條件。人類的歷史創造本身包含著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文化條件下進行創造。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我們既要守正，只有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又要創新，只有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一方面，要堅守“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堅持不懈地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斷強化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另一方面，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以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更有力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