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工程建設、干部選拔任用、執紀執法等領域的干預和插手行為，受請托的黨員干部按照相關規定如實記錄、報告或登記，受法律和組織保護。《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等，都對受請托人向黨組織報告違規干預和插手行為有明確規定。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根據執紀執法實踐，貫通銜接相關黨內法規，在第一百四十三條增設受請托人不按照規定報告或登記相關干預插手行為的紀律責任，通過雙向施治完善了對違規干預插手行為的治理鏈條。對于此類行為的認定處理，我們認為可從以下方面理解把握。
深刻理解增設條款的意義。一是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干預插手行為與不按規定報告登記行為具有對合性，有干預插手行為就必然涉及相應受請托人，通過增設對受請托人的紀律處分，能夠及時切斷權力尋租和利益交換鏈條，防治腐敗行為潛滋暗長，持續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二是增強監督執紀“三個效果”。干預插手行為本質上是權力失范濫用，污染地區行業政治生態，干部群眾深惡痛絕。通過對受請托人的同步處理，能夠促進權力運行有界受控，督促黨員干部警醒、知止，努力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有力推動行風、社風不斷向好。三是深化“四種形態”運用。干預插手行為容易伴隨發生進一步的違紀違法行為，通過對此類行為進行紀律警示和懲治，層層設防、抓早抓小，能夠有效防止小錯釀成大錯，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這也要求受請托人自覺遵守相關規定，對違規干預和插手行為該抵制的要抵制、該報告的要報告、該登記的要登記，形成促進依規依紀依法行使職權的整體合力。
準確把握適用條件。一是全面把握行為主體范圍。《條例》將第一百四十一條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第一百四十二條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執紀執法活動等的處分對象，由“黨員領導干部”擴展到全體黨員，與此相應《條例》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的違紀行為主體亦包括全體黨員。二是準確把握“有關規定”。登記報告義務以相關規定為依托，在實踐中應注意調取地區和行業系統的相關規定。比如，一些地方出臺了對領導干部違規插手干預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活動登記報告和責任追究的相關規定；科技部明確規定評審專家和工作人員收到請托的，應當及時主動報告；司法領域也有相關規定，要求對領導干部和司法機關內部人員干預過問案件的情況，應當全面、如實記錄，不如實記錄報告過問案件情況的要通報和追責，等等。
實質判斷行為表現。相較于干預插手行為的主動性，不按照規定報告登記行為具有被動性和不作為性，除不登記報告之外，還主要表現在：一是登記報告不全面，即對于誰來打聽、打聽了什么、以什么方式打聽等要素未全面如實報告、登記；二是登記報告不及時，如有的行業系統規定要求受請托人在3日內報告或者實行月報告，但受請托人未在規定時間內報告。有的未明確具體時間，僅要求立即或及時報告，對此可以結合受請托人所處的時空環境和主觀心態綜合把握，比如是否因公出差等造成的時空、環境條件封閉受限而無法及時報告，事后是否補報，是否因有關事項敗露或者關聯人員被查處才報告等綜合判斷。三是登記報告程序不合規。如未按照行業系統規定的向所屬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報告、如實填寫備案表報相關部門或錄入案件信息管理系統平臺進行報送等。執紀實踐中應避免單純以超出規定時間或者程序手續不符合要求簡單機械認定，要以是否達到“全程留痕”“有據可查”的標準進行實質判斷。
關于情節輕重的把握。與干預插手行為情節較輕即能構成違紀所不同的是，不按照規定報告登記行為需達到情節較重的程度才能認定違紀。實踐中可綜合以下因素認定：首先，從主觀方面看，缺少主觀故意的不宜認定為違紀，如新入職干部或者一些基層干部因入職時間較短等原因對干預插手行為應當報告并不明知，也就不具有“應報不報”的主觀故意。對于受請托人向領導匯報，但領導授意指使其不報告登記的，鑒于其履行了一定的登記報告義務，主觀故意和過錯程度減弱，可根據事實情節酌情處理。對于避重就輕、企圖蒙混過關、奉行好人主義、持僥幸心理明知應報不報或壓瞞不報的，要依規依紀嚴肅處理。其次，從客觀行為看，對一人一事、一次兩次不登記報告的，僅是履行程序手續有瑕疵的，或者對于插手干預事項雖未登記報告但予以回絕并依規依紀依法、客觀公正辦理的，可以考慮情節較輕；相反，對多人、多事、多次不登記報告，完全不履行報告登記義務的，應依規依紀嚴肅處理。再次，從行為后果和所涉領域來看，對于干預插手一般性、程序性事項，如果事件處理進度、流程等未造成明顯后果的事項未登記報告的，可以考慮屬于情節較輕。對于涉及重大工程項目招投標、重大敏感復雜案件辦理，或因不登記報告增加了造成冤假錯案風險、失泄密風險等嚴重后果的，嚴肅依規依紀處理。
實踐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一是準確把握干預插手行為與不報告登記行為的關聯。存在干預插手行為是認定不報告登記行為的前提，兩者既緊密對應，在定性上又有不同。干預插手行為類型多樣，從《條例》規定看，涉及第八十四條、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所列舉的干部選拔任用、地方機構設置、市場經濟、執紀執法司法及公共管理領域，不報告登記行為也多指向上述領域。從插手干預方式看，有直接插手干預型、授意縱容身邊人員插手干預型、牽線搭橋型、隱形變異型（如以聽取匯報形式對案件提出傾向性意見）等，屬于此類情形的均可評價在不報告登記的行為對象范圍內。同時，對于《條例》規定列舉范圍以外的干預插手行為，依據有關規定應當報告登記的，亦存在適用該條款的可能。此外，兩者行為定性并不完全對應。比如，根據第八十四條規定，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說情干預等行為應認定為違反組織紀律，而違反《條例》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二條的干預插手行為和相應的不按照規定報告登記行為均屬于違反工作紀律。二是注意行為性質的區分。比如，不報告登記干預插手行為與《條例》第六十一條不按規定向組織請示報告重大事項，二者區別主要表現在所涉領域、違反的規定和危害后果不同，前者主要是市場經濟、公共管理、執法司法等工作領域，違反的是某行業部門或地區的規定，損害的是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和行業環境。后者是涉及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事項或決定，違反的主要是黨中央以及省部級黨委制定的有關規定，危害后果多表現在破壞黨的團結統一、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等政治上的不良后果。此外，在不如實報告登記的同時，存在串供、提供虛假情況幫助他人隱瞞的，可能涉嫌對抗組織審查、違反政治紀律；與插手干預人員進行利益交換或者收受賄賂、徇私枉法的，可能涉嫌違反廉潔紀律和職務犯罪等問題，對此應在考慮全案事實基準上綜合運用紀律處分原則進行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