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生態文明、為什么要建設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重大時代課題，是科學完整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實踐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確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形成了我們黨百余年歷史上第一次專門以黨的領袖命名的以人與自然關系為研究對象的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思想，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不斷加強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出臺推進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全方面、多領域的關鍵性舉措，全方位全過程一體化建設生態文明。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引領作用成效顯著，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提升，生態保護與修復取得積極進展；全黨全國推動綠色發展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在參與全球生態治理中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加快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對全球環境的治理貢獻日益凸顯。總而言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兼具科學意蘊與實踐路徑，推動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歷史性跨越，使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目標邁進，展現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人與自然關系領域的理論創新，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的重要標志。
與此同時，也必須十分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深層次、系統性挑戰依然嚴峻，結構性問題和根源性矛盾尚未根本解決，長期積累的趨勢性壓力尚未根本緩解，生態文明建設面臨“三期疊加”的新階段。從近年我們在堅決打贏打好環境污染防治攻堅戰、深入實施中央環保督察進程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看，一些地方不能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在認識上不到位，在實踐中出現一些偏差，產生了不良影響，對經濟、民生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害。一是在經濟建設領域有關部門怠于履職、不正確履職，執法簡單一刀切，將長期問題短期化，在沒有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沒有解決好先立后破的情況下，對中央交辦任務簡單地采取了數字算法、總量分包，層層加碼，任性拿企業開刀，對自己所轄企業直接“一刀切”，對無關聯企業隨意“切一刀”。特別是隨著黨中央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總體布局，一些地方把“碳達峰”變成“碳沖鋒”，運動式“減碳”，“拉閘限電”甚至直接關停企業。這些情況，直接影響了企業正常發展，或導致區域經濟嚴重下滑，或導致大宗商品市場供應緊張、供需失衡。二是在民生領域，采取了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的“處置措施簡單粗暴”的做法。一些地方為解決霧霾和空氣揚塵問題，發生過在爐灶上貼封條，農民收割季節一邊割麥子一邊開著拖拉機灑水的怪象、亂象，成為影響基層百姓民生福祉的痛點、堵點和難點。
此外，近年來，一些地方借生態文明之名，急功近利，穿新鞋走老路，形式主義推進所謂生態美化和生態修復與保護，實質造成對生態環境更大的損害。如有些地方為了讓城市綠起來，貪大求洋、大樹進城、高價買綠，“新綠”是否見效不說，原出處卻出現亂采亂挖樹木、毀林毀地的嚴重情況；一些地方“未富先綠”，斥巨資修建所謂“生態廣場”，實質仍然是鋼筋混凝土工程，主體還是一塊密不透風的“水泥板”。特別是一些國土空間生態保護修復工程，以工業化思維改造自然，違背自然規律隨意建造攔河壩、圍墾灘涂、開采海灘沙等，造成了系統性生態環境破壞。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堅持系統觀念，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這為統籌好發展和安全，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深度融合和協同共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實踐引領。處理好、實現好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重要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2023年7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就強調，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重點攻堅和協同治理、自然恢復和人工修復、外部約束和內生動力、“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這五個重大關系。其中，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是首要關系。新時代中國發展實踐已經證明且正在繼續證明，高水平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依靠高水平保護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反映高水平保護的成效，只有高質量發展，才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維護生態安全進而整體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之策，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在本質上、目標上具有統一性和一致性。如上所述的一些錯誤認識、錯誤做法，根本在于沒有統籌好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實現好高質量發展和生態安全的良性互動。從指導思想看，就是沒有把握好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精神實質，這即：體現在根本宗旨上，習近平總書記始終主張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為了人民，生態文明建設依靠人民，生態文明建設成果由人民共享；體現在經濟發展理念和實踐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始終主張堅持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歸根結底是要統籌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我們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固然要堅持源頭嚴防、過程嚴管、損害嚴懲、責任追究，但從根本上來說，一刀切、切一刀、一關了之都不是目的；根本在于持續形成支持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利益導向機制，把推動綠色發展作為解決污染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根本之策。特別是要將綠色科技創新作為引領綠色生態產業發展的關鍵舉措。不堅持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就無法實現戰略性突破；不堅持創新，就無法突破在綠色關鍵核心技術上一些“卡脖子”難題。無數事實證明，文明的演進與科技創新和科技進步息息相關，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藍圖中，綠色技術作為關鍵的勞動工具，是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戰略性支撐，貫穿于綠色生產力的全過程，其裂變式創新發展對增強環境支撐能力和生態韌性起到了關鍵作用。
針對高質量發展和生態安全這兩大議題，國內外學者進行了諸多討論。與本文緊密相關的第一支文獻是生態安全。“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安全問題被世界各國廣泛視為危及人類社會發展甚或文明本身生存延續的重大威脅與挑戰。澳大利亞學者阿倫·蓋爾認為，由于現代西方主客二分對世界的統治，人類正在面臨著威脅全球生命的生態危機，人類文明已經到了轉型發展的關鍵期，必須把人類置于一條通往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文明道路，這就是中國正在發展的生態文明之路。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進一步研究認為，生態文明已經成為具備中國特色的概念，只有通過以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為目標的革命性變革，才能取得為人類可持續發展而進行的全球斗爭。可以說，中國所倡導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已經獲得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認同，被視為一劑解決生態安全問題的“良藥”。不得不提的是，正是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下，中國從工業文明的遲到國轉變為了生態文明的領跑者，這一偉大思想主張“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提出以綠色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社會整體性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同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哲學基礎。可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世界可持續發展提供的中國智慧、為人類文明創造的新形態得到了廣泛認可，且已有研究中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包含的經濟學品格進行了局部探討。
與本文密切相關的第二支文獻是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經濟思想就是研究發展、以發展為主題的思想體系，其中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而新發展理念是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就意味著，高質量發展是體現綠色發展理念的發展，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而綠色發展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原則，以低碳循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為措施的永續發展模式，從這個層面來說，綠色發展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之策。可見，習近平經濟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品格，這種品格著重體現在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發展要求上。
綜上所述，當前關于生態安全和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較為豐富，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在把握生態和經濟這辯證統一的兩大主體時，現有文獻大多從單方位視角出發，要么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視角著手，強調生態經濟化發展，要么從習近平經濟思想入手，注重經濟綠色化發展。雖體現了辯證思維，但缺少習近平生態經濟思想視角的系統性研究工作。因此本文主張的是同時把握住習近平生態經濟思想中的生態品格和經濟品格，將生態與經濟視為統一體考察，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雙重邏輯下更好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實現高質量發展與生態安全的良性互動，著力推動綠色發展。
因此，從學理上闡釋好高質量發展與生態安全的關系，既注重生態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戰略地位，又統籌好與高質量發展的關系，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有助于在“安全和發展”這一宏大國家戰略下將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推向更高水平。本文正是基于此，提出要認真學習研究和深刻把握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發展和安全的主旨要義、深刻內涵，在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堅持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的發展總基調下，把握好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經濟學范疇范式，更好統籌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精準協調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確保高水平生態保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基礎；同時，堅持綠色低碳發展方向，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持續動力。
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本身包含著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總原則、總方略和戰略路徑，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從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經濟社會發展、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許多論述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是脫離經濟發展的生態思想，而是著眼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充分尊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充分考慮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系統性思想。這一基本認識，我們認為主要體現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態文明建設若干標志性論述、標志性貢獻的文獻中。一是將生態文明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全面拓展和豐富社會主義關于發展本質內涵、時代意義和歷史貢獻的文獻；二是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首次擬定生態文明建設應當堅持的六項基本原則，首次提出“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的文獻；三是2023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首次提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的若干重大關系而成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必須遵循的方法論、辯證法和實踐論的文獻。這一系列重大、里程碑式文獻，其根本意義是，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使命，在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換言之，我們所要建設的生態文明，是整套事關文化理念、經濟發展模式、生產方式、消費模式、制度機制等的全方位變革，從來不是對單一生態環境保護理念的翻版或修修補補，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深化、拓展和發展。
1.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明確生態文明建設在“五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的戰略地位，從根本上豐富和拓展了社會主義本質的內涵
回望歷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黨中央率先提出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兩手抓”戰略方針；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同志進一步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將可持續發展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戰略，彰顯了黨對長遠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深刻洞察；進入新世紀，黨的十七大首次將“生態文明”寫入黨代會報告，標志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正式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開啟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新篇章。這一系列歷史進程，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對生態文明認識不斷深化、實踐不斷推進的堅定步伐。
黨的十八大以來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掀開了新時代建設生態文明歷史性大幕。習近平總書記就此指出：“這標志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表明了我們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正是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生態文明的加入明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底色，構筑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底線，為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效益開辟了新通道；使經濟發展既有了新的環境約束，又增強和增加了綠色變革動力和新的歷史使命，進一步開拓了經濟發展空間，提升了經濟發展效率的動力和方向。
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到二十一世紀中葉，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將實現全面提升，其中美麗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特征。特別是“兩山論”的提出，深刻揭示了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中進一步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強化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相統一的發展理念。“兩山論”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時期首次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其歷史意義不言而喻。
黨的二十大指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注重同步推進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將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方面。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是我們黨反思西方現代化模式所作的理論創新，拓展了關于現代化的綠色意蘊。也是在總結我國發展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對傳統工業時代形成的現代化內容及其實現方式的重新思考和深刻轉型。
總之，從“兩個文明”到“五個文明”，從“三位一體”到“四位一體”再到“五位一體”，“五個文明”“五位一體”，都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發展和完善貢獻了智慧和力量，進而為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基石。著眼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表明社會主義社會不但要有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和物質文明，必須有高度發展的精神文明，還要有高度發達的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和諧及生態美麗“五位一體”的協調發展中實現的。從宏大的視野看，社會主義社會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構建“五個文明”體系，表明中國倡導的生態文明建設，從其歷史定位、發展站位、戰略高度伊始，就不是單純的生態環境資源范疇，本身內含著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區別于其他一切社會顯著標志的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有超越工業文明、彰顯生態文明優勢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范疇范式，且能在高質量發展和生態安全二者之間達到平衡協調。這不僅僅是生態環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更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集中體現。
2.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首次提出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的“六項原則”，首次提出“生態文明體系”重大戰略范疇和實踐路徑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博大精深，同時又扎根經濟發展實踐，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和新要求，與習近平經濟思想對經濟發展的戰略部署不謀而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的“六項原則”。“六項原則”后來在生態環境部系統以及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被拓展為把握好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戰略理念、重大原則、重大科學論斷的“八大觀”。不論是“六項原則”還是“八大觀”，都體現了對綠色發展中經濟規律基礎性作用的尊重，本身包含了在新發展理念引領、實現高質量發展主基調下統籌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豐富內涵。也可以說，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念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都得到充分和廣泛地體現。相比之下，西方主流經濟學或非主流的左翼經濟學等流派的“后現代追求”理念，忽視了可持續發展的現實可行性。
另一標志性的貢獻在于，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生態文明體系”，使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一項更加清晰的系統工程。在這里，一是要求加快構建“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實質是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文化力量、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二是要求加快構建“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實質是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經濟路徑、產業路徑，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物質基礎）；三是要求加快構建“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保障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質是為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創新提供目標保障、政治保障和組織保障）；四是加快構建目標責任體系（實質是體現生態文明建設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彰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民至上”基本立場，要求必須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五是要求“加快構建生態安全體系”（實質是把生態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可以說，生態安全已經是國家安全體系十分重要的戰略考量）。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五大體系”的實質，根本意義在于，為怎樣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生態文明建設如何基于“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從而全方位全過程全地域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轉向。這也正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要基于系統思維，改革要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向全面深化轉變。
3.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確立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的幾個重大關系，是新時代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中需妥善處理的關鍵關系，這些關系被概括為“五大關系”。一是正確處理“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旨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同時，確保高水平的生態環境保護，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二是正確處理“重點攻堅和協同治理的關系”，提出要集中力量解決生態環境保護的重點問題，同時推動各領域、各地區的協同治理，形成生態環境保護的合力；三是正確處理“自然恢復和人工修復的關系”，強調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合理利用人工修復手段，促進生態系統的恢復和改善；四是正確處理“外部約束和內生動力的關系”，指出要充分利用外部約束機制，同時激發社會各方面的內生動力，共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五是正確處理“‘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系”，要堅持中國的“雙碳”目標承諾，同時鼓勵和支持基于國情的自主行動，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這“五大關系”，是“一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思想真理光輝的重要文獻”，也是指導“處理好高質量發展與生態安全的良性互動”的重大戰略思想。
其中，特別是關于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的論述，是對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以來工業文明無法破解發展和保護這一“二元悖論”、兩難境地的科學回答。從哲學角度看，既是對馬克思所指出的我們僅僅知道的一門可以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歷史科學在21世紀的時代轉化和發展；也是對作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重大戰略理念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論”所蘊含的“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關系的高度競合。統籌兼顧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化、低碳化，加快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期實現在高質量發展中完成高水平保護，在高水平保護中促進高質量發展。另如，關于“‘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系”，這里固然有中國展現大國責任擔當的國際承諾問題，但本質是中國統籌美麗中國和清潔美麗世界兩個大局，進入加快綠色化、低碳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自主選擇，是中國人民自主作出的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全面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抉擇，是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好優美生活生態環境的黨的初心使命，必須始終立足我國人口規模巨大這一基本國情，堅持先立后破、破立并舉。基于此，“五大關系”的提出，核心命題是生態環境保護，但究其本質，是對實現什么樣的經濟發展的戰略指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這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自然同社會是通過對象性活動相互滲透、互相制約的，因此自然的和諧就是社會的和諧。換句話說，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由對立走向統一，必須依靠人的對象性活動，依靠勞動解放，即共產主義的實現來完成。生態不文明也不是社會主義。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擬定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原則，其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的戰略性構想，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建設生態文明，從文化形態、經濟基礎、產業基礎、國家治理、制度保障、社會面貌等方面擬定的戰略路徑，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提供了根本方向指引，是生態文明范式下生態社會建設的全景全貌，將從根本上為全面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根本思想遵循。
三、系統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若干重大科學論斷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其一系列重大戰略性科學論斷和理念，形成了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從習近平經濟思想的角度看，習近平經濟思想同樣摒棄傳統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經濟發展思路，強調經濟發展是注重資源高效集約利用、清潔低碳生產、維護生態安全的高質量發展。可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相互交融、互為目標、互促互進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也呈現出一系列創新性的理論觀點和論斷。換言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多個學科領域內都展現出其創新性和前瞻性，如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都有許多標志性、引領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論斷，同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許多新思想新理念新論斷一道，共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新境界，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統籌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建設探索中形成的經驗積累和智慧結晶，為解決現實經濟和環境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
1.“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深邃歷史觀”與大江大河母親河綠色發展戰略
黨的二十大提出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長江、黃河都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歷史、全局的高度，從“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文明規律出發，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出發，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主持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身體力行推動母親河長江、黃河生態保護，走出了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統籌發展的中國現代化新道路。
就長江經濟帶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戰略而言。長江經濟帶橫跨中國東中西三大區域，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內河經濟帶。自2016年起，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時間節點，分別于重慶市（2016年1月）、武漢市（2018年4月）、南京市（2020年11月）和南昌市（2023年10月），主持召開關于長江經濟帶發展的系列座談會。會議的議題從“推動”逐步過渡深化到“進一步推動”，展現了對長江經濟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持續關注和深化實施，繪就了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宏偉藍圖。截至2023年底，長江流域水質狀況顯著提升，最新數據顯示，水質達到優良等級（Ⅰ—Ⅲ類）的斷面比例高達91.7%，與上年相比提升了1.5個百分點，這一比例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領先近8個百分點。在經濟貢獻方面，長江經濟帶表現出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地區生產總值達到584274.2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6.7%，長江經濟帶在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引領作用進一步顯現。這也就是說，長江經濟帶走出了發展和保護雙贏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新道路。特別是綠色發展示范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深入實施，綠色高質量發展走在前列，初步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以湖北省為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5次考察湖北省，湖北省十年實現萬億級“三級跳”，經濟總量從2萬億到5萬億。這一數字，并不是簡單的量的增長，而是湖北加速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高端制造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如2023年全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5.7%。又以關于長江下游、覆蓋滬蘇浙皖三省一市的長三角的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為例，黨的十八大以來十余年間，長三角以占全國1/26面積的土地創造了全國1/4的經濟總量，率先形成中國科技和產業創新的開路先鋒和改革開放新高地。
就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與時俱進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全面部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工作。發展是安全的基石，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在發展中謀求安全，在安全中促進發展，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不僅是國家戰略的需要，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發展“第一要務”和安全“頭等大事”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以地處“中華水塔”、三江源頭的青海為例，青海最大的價值、責任和潛力均源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護好青海生態環境，是“國之大者”。有鑒于此，青海充分利用高原得天獨厚的風、光資源，加快發展清潔能源。截至2023年底，青海省電力裝機中清潔能源占比達93%、新能源占比達68%。這也就是說，青海省在扛起維護國家生態安全重大政治責任的同時，走出一條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質量發展之路。特別是著眼實現“雙碳”目標，青海省會同各相關方，著力解決清潔能源發展“卡脖子”難題，使高原綠電不斷遠送外省，讓資源優勢變為產業優勢，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更加鮮明。又以地處黃河下游的東部沿海工業大省山東省為例。山東省堅定實施“騰籠換鳥、鳳凰涅槃”戰略，這一策略致力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產業結構，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顯著突破。通過這一轉型，山東省經濟總量實現了跨越式增長，地區生產總值接連攀升，到2023年已達92068.7萬億元。同時，黃河三角洲地區的生態環境顯著改善，該地區現已成為東方白鸛這一物種全球最大的繁殖地，鳥類種類數量從187種擴展至371種，生物多樣性顯著提升。山東省的發展實踐展示了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并重的模式，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和推動綠色發展，山東省不僅在經濟上取得了顯著成就，也為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生態環境的改善作出了積極貢獻，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地方層面的深入實施和有效推進。
2.“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對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的發展
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變革的根本動力和最終決定力量。對于自然生態環境、自然資源這一概念，馬克思曾用“自然富源資源”這一研究對象。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都離不開自然富源資源。一是作為基本生活資源的水、土壤和空氣等；二是作為基本勞動資源的森林、煤炭和貴金屬等。它們既是一切生產工具、一切勞動資源的第一源泉，還是作為勞動者的生命力、勞動力和創造力的第一源泉。
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我們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多強調了在經濟建設中追求和創造物質財富、建設物質文明，而對生產力的綠色屬性、創造物質財富的“自然富源資源”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鮮講或者講得不夠，造成唯GDP的片面發展，付出了環境、資源、生態的巨大代價。把生態環境這一要素納入生產力范疇進行戰略性考察，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對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經濟社會綠色轉型的深邃思考和戰略考量，深刻揭示出只有不斷解放生態生產力和發展綠色生產力，作為人類更高發展階段的生態文明建設，才能形成對工業文明科學揚棄的根本性和歷史性的變革力量，才能體現出生態文明相較于工業文明的比較優勢。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這一自然生產力理論，突破了西方經濟學唯勞動力唯資本唯技術理論，科學闡釋了良好生態的自然資本屬性。生態本身就是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持續動力的關鍵。“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一重大科學論斷，是繼生態環境與生產力關系范疇之后，再次從生產力范疇戰略高度出發，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和供應鏈，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這不僅體現了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也指明了經濟發展的新方向，即通過綠色轉型實現生產力的質的躍升。
3.“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論”打通“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雙向競合機制
“兩山論”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最為著名的科學論斷之一，是關于如何實現綠色發展的認識論和實踐論。為從實踐上走出綠水青山“何以就是”“怎樣就是”金山銀山提供了典型的“三段論”范式。一是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重心在發展。發展不僅是硬道理，也是我們有條件有能力有實力解決生態環境歷史積存問題的根本前提。二是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重心在保護。三是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心在統籌。讓綠水青山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體現生態紅利。“兩山論”其實質在于科學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走發展與保護協同之路，是我們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原則。此外，這一重大戰略理論實現了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的統一，創造性地開辟了“自然生態理論”。
首先，自然沒有替代品。留得綠水青山在，其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就可以持續發揮，自然價值就能夠得到守護并使之持續增值。也正是這樣，守護好綠水青山，其所蘊含生態產品價值就能夠高質高效地轉化為金山銀山。根據保羅·薩繆爾森對公共物品所界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兩個特征論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不僅是保護與發展的辯證思考，而且明確認可作為自然、沒有任何勞動介入的純自然的綠水青山也有著價值，可以轉換、交換，是對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的創新和突破，以其社會使用價值作為“最公平的公共產品”勝出。
其次，整體區域范疇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本質是關乎區域經濟發展的經濟問題，如通過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旅游、進行生態權交易，整體提升地方的生態品質和經濟發展總體實力，從而使地方有更好的條件、能力和水平通過生態補償機制、生態環境修復和更好的生態保護，反哺綠水青山。這也等于打通了“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雙向雙通道機制，實現“越發展越保護、越保護越發展”的閉合模式，從根本上破解了傳統關于發展和保護“二元悖論”的難題。在經濟學領域，肯尼斯·阿羅等學者強調，通過持續投資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并確保經濟增長與環境的承載能力相匹配，中國完全有能力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和諧共進。通過這種平衡的發展策略，不僅可以實現人均財富的穩定增長，還能確保環境的長期健康和生態系統的完整性。
四、更好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經濟學內涵，統籌實現高質量發展和生態安全良性互動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中就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指出，中國經濟實力實現了歷史性躍升。這一偉大成就表明，一方面，我們在沒有走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老路的前提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全面推動和實現了高質量發展，實現了綠色發展，國民經濟呈現出結構改善、動力增強和質量提升的嶄新面貌，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全面增強。另一方面，從習近平經濟思想視角看，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堅持新發展理念，再到實現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經濟思想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重大戰略思想環環相扣，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了戰略遵循。放眼“十五五”時期，及至本世紀中葉，我們要在更高水平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全面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既要把握好、吃透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深刻內涵、實踐要求和精神實質，也要自覺融會貫通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內在聯系，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實現好、處理好高質量發展與生態安全的良性互動，使中國的綠色發展成為21世紀最大規模、最深層次的綠色變革，為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1.以新發展理念為體系暢通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環節，完整準確地認識和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相互聯通
新發展理念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根本理念遵循，是關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的、發展動力、發展方式、發展路徑等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新時代發展觀。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對“十四五”時期的生態文明建設乃至“十五五”時期，2030年、2060年中國承諾盡可能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戰略布局，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相互聯通更加強化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緊密的利益共同體。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青海、西藏和內蒙古等地考察時，反復強調：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守護好國家生態安全屏障，持續推進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戰略支撐。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正的外部性，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也具有正的外部性。新發展理念在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觀框架內，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的各個方面進行整體規劃和協調發展，打通了各個環節之間聯通的痛點、難點和堵點，推動各種資源要素在更寬廣的空間自由流動和實現優化配置，可以有效地將正的外部性內部化，實現正向效應的疊加，既能實現生態資源要素和經濟要素的規模經濟效應，又能在統籌協調中實現生態資源和經濟資源的互補，提高資源要素的使用效率，進而在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共贏中，同步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安全之間良性互動的穩定性。
2.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串聯起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實現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相互賦能
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途徑，而且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線。這一主線不僅從縱向上串聯起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而且在橫向上把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串聯在一起。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主張的資源能源的節約集約利用、實施低碳綠色生產方式、減少污染物排放、增加生態產品和綠色產品生產等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應有之義。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紐帶，以供給和需求為載體，習近平經濟思想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相互賦能，共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化。
從“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時期來看，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與此同時，必須看到，一方面，在“十三五”初期，中國水泥、鋼鐵、煤炭等產量一度穩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另一方面，一是對鐵礦石、鋁土礦、石油、銅精礦等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超過了50%；二是水泥、鋼鐵、煤炭、一次能源以及常用有色金屬的平均能耗強度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三是落后產能過剩、發展方式粗放問題、結構性不協調、失衡問題十分突出，能源、資源、生態環境對可持續發展、對國家總體安全、對人民生活在美好生態環境中的制約影響越來越明顯。
同時也要看到，進入新時代的十余年間，中國發展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從國際大環境看，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顯著上升，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普遍不足，全球化發展態勢遭遇逆流，地緣政治挑戰極大升溫。從國內環境看，受周期性和結構性調整疊加因素、產能過剩和生態資源環境約束交織、外部沖擊和內部循環不暢等多重影響，加之核心技術、新業態仍在持續培育中，新舊動能轉換壓力較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還比較突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高度的戰略定力，帶領全黨全國，明確提出推進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性決定，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十三五”時期、“十四五”時期發展主線。以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全面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中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動力實現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中國經濟穩步進入新常態，成功實現軟著陸。這是巨大的成就。
這個巨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雙重作用。一方面，以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為主線，倒逼傳統污染型、粗放型企業從供給側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引導傳統企業向綠色、循環、低碳的生產方式轉型，持續探索新道路。另一方面，圍繞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聚焦生態環境突出短板，嚴格“生態保護紅線、排污總量上限、環境準入底線”，全面深化資源產權制度改革、明確資源保護主體及其責任，著力推動人民群眾反響強烈的大氣、水和土壤污染問題的解決，使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發生了歷史性轉變，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3.以高質量發展為標尺引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變革，實現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相互成就
高質量發展是在資源環境約束增大、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經濟循環不暢以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新時代要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戰略抉擇。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綠色成為普遍形態的發展。因此，生態環境良好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之一。而生態文明也不是不要經濟發展，而是要將生態和經濟統一起來，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將良好的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優勢，實現生態產業化發展，這也是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指標之一。可見，在高質量發展進程中，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互為路徑、互相成就的，兩大理論都把高質量發展作為其理論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又以高質量發展作為交叉點實現理論效應的疊加。
高質量發展與綠色發展是孿生姊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實現這一任務的根本保障在于堅持綠色發展，使綠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底色。從發展眼光、戰略視角，統籌實現好高質量發展和生態安全的良性互動。特別是在中國2030、2060年前盡可能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時代背景下，高質量發展能夠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生產生活方式全面綠色低碳轉型；在中國現階段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下，探求如何通過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和循環發展，既能夠解決中國歷史積存的環境問題，也必然能通過完善能耗控制機制和市場競爭推動淘汰落后產能機制，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的社會經濟體系的構建，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通過優化產業布局、創新生產流程、倡導綠色生活和合理規劃空間利用，實現經濟與生態的和諧共生，實現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深入闡述了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及其與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探索高質量發展新路子的指導思想，強調必須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這一論述體現了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深刻認識和堅定決心。2020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省考察時強調，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以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變。這不僅是一種發展理念的創新，也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超越。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考察時進一步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緊緊圍繞推進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堅持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積極融入和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基于此，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現代經濟體系的高質量發展中，已成為一項不可逆轉的趨勢和內在動力；同時，也只有通過高質量發展，更好調整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才能構建綠色化的現代經濟體系。沒有高質量的發展體系的建構，也就沒有生態文明建設特別是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產業基礎；沒有強大的節能環保技術、清潔生產技術、清潔能源技術及其產業，高質量發展也只是水中花、鏡中月。
4.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注入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最新成果的新動能和新實踐
現代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大勢。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短短20年間，信息技術、數字技術的大范圍應用和人類對宇宙系統的無盡探索，極大地擴大和加深了人類對自然界、對整個宇宙系統的認知，也引發了新技術革命和全球產業的深刻變革。在這一背景下，以清潔能源、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能源等為代表的低碳綠色產業蓬勃興起，形成了孕育和建設生態文明的強大生態產業基礎。以數字技術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為例，數字技術正以其創新的力量，重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的各個層面。它不僅引入了新思想和方法，還催生了多樣化的商業模式和運營策略，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這種技術的融合和應用，對人類生產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推動全面進步的關鍵因素。這一重要論述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當前面臨的一系列變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所要涵蓋的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原則、理念和指導思想、實踐路徑，實質上為統籌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提供了基于經濟學的戰略性指引。由此也說明，生態文明建設歸根結底是個發展問題，離開經濟視角單一看環境問題，或者說就環境論環境，在實踐中非常有害。
新質生產力是綠色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的這個重大科學論斷，極大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既豐富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內涵，又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補充了新原則，為在更高水平建設生態文明、全面推動中國綠色發展提供了根本方向指引、根本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回望歷史，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既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本質上同樣受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支配。原始社會，“火和石器”是原始文明的標志，人類用石頭摩擦取火這個原始的“機械運動”轉化所形成的熱能，逐步使人從動物中分離出來；農業社會，“鐵犁”是農業文明的最為顯著的特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鐵劍時代，但同時也是鐵犁和鐵斧的時代，鐵已經在為人類服務”；工業社會，紡紗機、蒸汽機、機器化大生產，標志著人類文明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新時代經濟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一方面是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引領，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使資源環境要素價格與其稀缺性、外部性相匹配，破解資源要素粗放利用問題，倒逼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另一方面，深刻把握新質生產力與綠色生產力的內在關系，通過綠色科技創新和先進綠色技術推廣應用，改變傳統生產力發展中投入與產出、消耗與效益的倒掛現象，進而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注入綠色新動能、釋放生態新優勢。由此，在生態安全理念指導下的綠色發展中釋放高質量綠色動能，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的高質量發展中釋放生態優勢，二者辯證統一，在協調中實現生態安全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良性互動。也由此，由新質生產力所決定，中國的綠色發展成為21世紀最大規模、最深層次的綠色變革。
五、結語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本質就是一部鮮活的關于什么是綠色發展、堅持什么樣的綠色發展、怎樣綠色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歷史上，只有在新時代，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歷史性姿態表現為發生在中國大地、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的一場“綠色變革”“綠色革命”，從發展理念到經濟舉措，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綠色發展“范式”。統籌實現好高質量發展和生態安全的良性互動，就要深刻揭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經濟學內涵。
綠色發展是人類面臨資源能源不足和生態環境承載力有限的雙重壓力之下的創新之路，是傳統生產要素作用空間有限條件下如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新動能。中國的綠色發展有力化解了傳統認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矛盾的僵局，回擊了西方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質疑，生動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智慧。這也就是說，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相互協同，體現了兩大思想的動態性、發展性和實踐性。黨的二十大提出協同推動降碳減污擴綠增長，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再次提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基于此，必須更好地把握好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經濟學范疇，更好統籌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雙重邏輯。從根本上說，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內涵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如何實現更高水平、更高層次“發展”的“真經”，它要求把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置于綠色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的視野下，從而使生態文明建設體現經濟性、成長性和未來性。因此，必須堅持創新居首，著力推動形成文明變革的技術變革和產業變革力量，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他四個特征共同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坦率而真誠地認識到，工業文明所以引領人類文明數百年，歸根結底在于領先的工業化的技術和產業。我們要引領新的生態文明，就必須有相較于工業文明而言能夠超越別人的硬通貨、硬實力。必須始終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在更高水平建設生態文明的出發點，才能夠突破能源綠色低碳發展關鍵核心技術，才能夠通過市場資源配置效應，成就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新常態，使綠色技術的重大突破和綠色產業的蓬勃興起能夠成為新時代中國在第二個趕考之路上的革命性變革。全黨全國全社會、各地區各部門各個社會個體，都要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豐富的內涵和內在緊密嚴謹的邏輯體系出發，著力審視、對照和加強所屬主陣地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相關性，特別是從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內在要求出發，為生態文明建設持續體現蓬勃向上的成長力貢獻經濟學思維，提供經濟學發展范式。
綠色發展已被廣泛認可為全球發展范式轉型的核心要素。在可持續發展、綠色增長、綠色經濟以及包容性綠色增長等多元議題的推動下，它代表了對傳統增長模式的深刻反思與超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正是這樣，不僅關注人類生態與文明、人類社會整體進程中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規律，還以當代工業文明和現代化建設現狀及其歷史趨勢為研究對象，所要揭示的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人類社會如何在“現代化”面前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成為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或內在要求。這正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區別于馬克思主義傳統人與自然關系思想及其學說的獨特之處。于全人類而言，生態文明不僅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確保其持續存在的基礎，更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鍵。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態環境的挑戰與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凸顯了傳統發展模式的不足和局限性。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以其獨特的實踐，探索并證明了一條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共生的道路，實現“越保護、越發展”的綠色發展閉合圈，使生態文明成為繼可持續發展理念之后新的、可為全人類所共享的新的綠色發展觀。中國綠色發展的成功實踐，為推進全球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中國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
當今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一系列不確定性加速了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進入戰略重塑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中央堅持目標不移、大局不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發展進步不懈奮斗，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相較于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以資本為中心、以對外擴張掠奪、以人與自然關系高度對立所形成的工業文明，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和平崛起、綠色崛起的文明形態，推動了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促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占領了人類道義制高點。在宏大的歷史敘事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下，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正是這樣，其偉大成就、重要貢獻、歷史地位，是系統完整、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其中就包括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融會貫通和有機統一。它們在整體上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推動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發生根本性變化、取得歷史性成就的科學邏輯、實踐邏輯，深刻揭示了我們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思想力量源泉，深刻揭示了黨和人民到21世紀中葉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不懈追求，深刻揭示了中國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格局擔當。馬克思主義在其創立之初，便為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設定了“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與自身的和解”的“兩個和解”的歷史任務。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一道，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兩個和解”思想提供了思想源泉，是工業文明以來人類社會發展觀的深刻變革，是日益站在世界正中央的中華民族以原創性、獨特性、標志性貢獻在21世紀對工業文明觀的矯正、科學揚棄，既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又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獨特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