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客觀上要求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不少著作都對發展新質生產力、形成新型生產關系作出深刻論述。比如，《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幾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指出：“堅決破除影響和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完善與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等等。當前，隨著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加速融合，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新質生產力正在實踐中形成，對技術、數據、人才等創新要素的權利分配、治理結構、合作模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深刻認識新型生產關系與新質生產力的運動變化規律、本質結構、表現形式和典型特征，有助于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思想觀念束縛和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加快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也是搶占發展先機、構建競爭優勢的重要前提
習近平總書記在《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指出：“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縱觀人類社會發展歷程，根本推動力是生產力的突破式變革和跨越式躍遷。但是，面對生產力變遷帶來的機遇，不同國家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能力卻存在差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能否與時俱進形成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在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無論是技術革命性突破，還是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都離不開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比如，隨著近年來新技術的大規模涌現和廣泛應用，數據要素、智能算法、網絡協同等驅動的生產模式變遷，以及電子商務、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等新型經濟形態的發展，都迫切需要健全完善相關體制機制，助力和保障其健康有序發展。
從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視角看，圍繞新質生產力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條件。例如，人工智能是新質生產力的典型代表，但要把人工智能切實應用到各行各業、真正發揮生產力提升效應，需要構建與其技術—經濟范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是因為人工智能的產業化應用不是簡單的技術輸出，它需要人工智能的技術研發機構和應用企業之間緊密合作，以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共同打造數字化解決方案，進而推動人工智能融合創新和廣泛應用；同時，人工智能的效用發揮需要海量數據，只有構建起完善的數據確權、交易、收益制度體系，才能充分激發人工智能模型訓練和產業應用，釋放人工智能的生產力提升效應。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全球范圍加速拓展，為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重要機遇。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是在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把握主動、贏得未來的關鍵。從競爭的角度來看，新質生產力的國際競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型生產關系的競爭，能否構建新型生產關系是能否搶占發展先機、構建優勢的重要前提。近年來，一些歐美國家圍繞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領域強化選擇性產業政策，本質上就是通過土地、稅收、補貼等產業政策手段重構生產關系，加快推動本國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形成不同于以往的生產力質態，以搶占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制高點。從生產力變革帶動國際格局演變的歷史來看，構建與新的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后發國家抓住戰略機遇實現彎道超車的關鍵。比如，英國抓住第一次工業革命機遇實現領先離不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現代銀行制度等的構建，德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崛起離不開研究型大學、研發機構等的形成，美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成為世界強國離不開現代資本市場制度、現代公司制度以及反壟斷制度等的重塑。當前，我國之所以能夠在這一輪全球競爭中形成獨特優勢，根本在于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率先提出了新質生產力這一具有原創性的概念，并推進科技體制、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等改革，為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奠定了理論基礎、指明了發展方向。
從實際出發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需要破除一些認識誤區、找準抓手和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社會是不斷發展的，調節社會關系和社會活動的體制機制隨之不斷完善，才能不斷適應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新型生產關系內涵豐富、外延廣泛，經濟社會發展中各領域各方面的改革以及政策優化都可以看作是在重塑和優化生產關系。同時也要看到，在改革發展實踐中如何找到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關鍵抓手和路徑，常常面臨一些困境。比如，盡管認識到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但有的地方出現“盲人摸象”無從下手、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情況，也有的地方出現“眉毛胡子一把抓”、盲目推動改革的問題；又如，由于無法精準識別新型生產關系中“新型”的內核，或者由于對傳統生產關系有路徑依賴，有的地方在構建新型生產關系中還面臨條件約束的困境；等等。
解決上述問題，必須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精神，形成正確思想觀念，破除一些認識誤區，把握好破和立的辯證統一。一是形成新型生產關系不能脫離新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適應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是判斷改革成效的“試金石”。例如，浙江省推出“415X”先進制造業集群建設行動方案，2024年“415X”先進制造業集群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達到9.19萬億元。浙江省打造智能物聯、高端軟件等產業集群，依托的是其堅實的產業基礎、創新條件和區位優勢。但是，如果在其他不具備這些條件的地區采取同樣的措施，很容易產生在這些新興領域“一哄而上”的情況，不但不能發展新質生產力，而且可能造成巨大浪費。二是政策措施不能脫離產業特點和發展規律。新質生產力在不同產業有不同的表現形態，與其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也不應該是整齊劃一的，比如，不能把治理粗鋼的產業政策用于新材料產業。同時，也要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例如，我國移動通信產業發展中的產業政策，1G重點是以“技術引進”解決“有無”的問題，2G重點是以“消化吸收再創新”在“跟跑”中不斷縮小差距，3G重點是以“自主標準建設”牽引自主產業鏈發展，4G重點是以“標準融合+集成創新”實現“并跑”中的合作共贏，當前5G應用和6G研發重點是強化原始創新引領全球產業發展。三是對于不同問題要具體分析其性質并分別施策。例如，對于一些大企業利用壟斷優勢、平臺算法形成的“數字泰勒主義”，需要及時遏制價值創造與利益分配的失衡，防止對靈活就業者、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權益的損害。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處理好部署和落實的關系。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是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調整和優化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從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20多年前，在浙江工作的習近平同志面對資源環境要素制約、生態環境約束，為浙江發展量身打造“八八戰略”，就是利用浙江在生產力發展中八個方面的比較優勢和潛在優勢，推進八個方面改革，將其轉化為浙江生產力發展的先發優勢和特色優勢，推動浙江經濟發展全方位、系統性、深層次蝶變，樹立了加快形成新的生產關系的典范。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以偉大的歷史主動、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沖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敢于突進深水區，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建立完善各領域的制度體系，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擘畫了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領域改革作出重要安排，提出了300多項改革措施。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圍繞形成新型生產關系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不利于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藩籬，打通影響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激發微觀主體創新活力、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是核心。生產力發展的本質就是人類不斷提升改造自然、創造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能力。與傳統生產力相比，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就是要通過調節和重塑生產環節中的各種關系，強化對各類微觀主體的創新激勵，增強其創新動力，形成各類主體協同高效創新的局面，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堅實支撐。從創新主體類型看，勞動者這一生產力中最活躍、最具決定性的要素是推動創新最微觀的主體，構建新型生產關系就是要通過深化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改革，培育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勞動者，充分激發各類人才的創新動力和創新活力；企業是推動創新最重要的組織單元，構建新型生產關系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過程中，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激發企業加大創新投入。從創新活動內容看，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提升各類主體的原始創新能力、顛覆性創新能力。新質生產力所要求的創新，更加突出原始創新、底層技術創新和突破式創新的作用，更加突出通過原始創新、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就要求由新型生產關系所激發的創新行為，更多的是通過激發各類主體的基礎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創新和突破式創新能力。
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重點任務和措施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關鍵，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指出：“新質生產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規劃引導、科學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場機制調節、企業等微觀主體不斷創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驅動形成的。”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框架下，系統謀劃重點任務、部署改革措施，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形成科學高效的制度體系。一是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特別是在長期市場交易中通過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等自發形成相對穩定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各方面關系，如契約制度、平臺模式等，加快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二是推動完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圍繞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在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形成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比如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科技成果轉化制度、原始創新制度等，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三是鼓勵企業推動組織模式變革、分配機制創新、治理體系重構等，加快形成包容技術演進、保障多方主體權益、促進價值共創共享的新型制度框架。在此過程中，要在準確把握政府行為邊界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破除一些競爭性要素市場仍然存在的壟斷行為，推動加快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營造更加公平、公開、公正的競爭環境，讓市場機制在更大范圍更加充分地發揮作用，讓新型生產關系在市場機制中更加高效地孕育；發揮政府在市場監管中的作用，推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完善，規范經營主體的行為；在存在外部性、協調失敗等市場失靈的領域，充分發揮政府政策的干預作用。
創新要素配置方式，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賦能作用。當前，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價值日益凸顯，正在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順應這一趨勢，要加快建立數據產權歸屬認定、市場交易、權益分配、利益保護制度，創新數據要素配置方式。要進一步完善數據產權制度，推動數據相關權利結構性分置和有序流通，結合數據要素特性強化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在國家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下，推進數據分類分級確權授權使用和市場化流通交易，健全數據要素權益保護制度，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數據產權制度體系。完善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擴大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范圍和按價值貢獻參與分配的渠道。同時，完善知識產權制度體系建設，統籌推進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反壟斷法、科學技術進步法等修訂工作，增強法律之間的一致性。優化知識產權制度落地實施，降低知識產權維權成本。
深化科技創新體制改革，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卡點堵點。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要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特別是針對當前我國關鍵核心技術被卡脖子、原始創新能力薄弱等問題，以激發基礎研究投入、強化原始創新能力提升為導向，構建有針對性的制度體系和政策措施。根據科技發展趨勢，優化高等院校的學科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培養急需人才。明確高校、科研機構以及企業等主體在基礎研究中的差異化定位，筑牢基礎研究根基。健全要素參與分配機制，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的市場價值。完善支持風投基金發展的體制機制，明確政府投資基金定位，完善分級分類管理機制，提升專業化市場化運作水平，促進形成規模適度、布局合理、運作規范、科學高效、風險可控的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格局；擴大市場化風險投資基金規模，提升市場化風險投資基金運營效率。同時，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圍繞新質生產力發展，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的產業鏈上，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健全推動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體制機制，推動科技創新活動的國際交流合作，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