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場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改變中華民族歷史命運和精神面貌的偉大勝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勝利。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最好的紀念就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更加自覺地堅持和篤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用馬克思主義之“魂”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根”加固全民族團結奮斗的精神力量。
兩場戰爭，兩種命運：在歷史比較中看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原因
為什么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勝利呢？歷史是最權威的見證人和評判者。我們只要比較一下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就可以知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日之間經歷了兩場戰爭。一場是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一場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并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轉化為全民族抗戰的抗日戰爭。這兩場中日戰爭，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了；抗日戰爭中國勝利了。為什么在抗日戰爭中，同樣是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卻能夠打敗明治維新后已經現代化的日本侵略者？為什么在抗日戰爭開始不久，毛澤東就在《論持久戰》中預見中國人民必將贏得這場戰爭的最后勝利？只有把這些問題搞清楚，才能深刻認識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原因。
戰爭既是硬實力的較量，也是軟實力的交鋒。戰爭是人打的，人都是有一定文化基因的。戰爭的勝負取決于物質層面武器裝備之優劣，更取決于人的因素，特別是人的精神力量，包括民族團結的凝聚力之強弱、戰略戰術之正確與否和指戰員士氣之高低。在鴉片戰爭后，清王朝自恃擁有精神文明看不起蠻夷，卻在洋人入侵時屢屢打敗仗。洋務運動啟動了近代中國工業化的車輪，但依然固守維持封建統治的傳統文化。甲午戰爭的失敗及其簽訂的《馬關條約》，把臺灣等島嶼割讓給日本。民族的劫難和恥辱，激勵一批又一批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但依然改變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喪權辱國悲劇。歷史的教訓告訴國人，要根本改變中國的面貌，必須有既立足中華大地和中國歷史，又順應時代潮流的先進思想文化，作為民族救亡和發展的思想武器。
中華民族是幸運的。在苦苦求索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真理的時候，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在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后不久，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后涌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這一獨特革命道路；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上，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又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使黨永葆生機活力的強大思想武器。
也就是說，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贏得偉大勝利，一是歷史活動的主體及其領導核心已和甲午戰爭時期根本不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引領下，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二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元素已和甲午戰爭時期根本不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引領下，中華傳統文化得到了根本性改造，成為抗日戰爭的精神支柱。中國共產黨經過延安整風整頓黨風、學風、文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c，形成了具有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特質的“三大作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與此同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同時，強調黨要承繼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并以科學的而不是形式主義的態度區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在批判地繼承中華傳統文化中形成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性改造指出了明確方向，從而使得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有了強大的精神支柱。
需要指出的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引領下形成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在抗日戰爭時期迅速成為“國民文化”并在中華大地傳播開來，成為全民族抗戰的強大精神力量。這種具有馬克思主義之“魂”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根”的新型“國民文化”，既不是鴉片戰爭后封建階級頑固堅持的傳統文化，也不是洋務派奉行的“中體西用”，而是甲午戰爭時期完全不可能有的中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贏得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就是因為抗日戰爭時期的中華民族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強大思想武器和能夠熟練地運用這一思想武器創造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中國共產黨人。
綜上所述，兩場戰爭，兩種命運——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了；抗日戰爭，中國勝利了。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科學的結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一個根本原因。
兩大決策，兩大優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造的民族凝聚力和戰爭偉力
之所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之初就提出了政治上實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創造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優勢；軍事上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敵后游擊戰等一整套戰略戰術，以創造強大的人民戰爭偉力優勢。這樣的政治和軍事決策，體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則，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在民族戰爭中發揮模范作用，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抗日戰爭偉大實踐中譜寫的精彩華章。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認識到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在中國革命從土地革命轉向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在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就根據主要矛盾的變化和國民黨營壘在民族危機嚴重關頭會發生決裂的可能性，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中國共產黨通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重大決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第二次握手，號召筑起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侵略。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動員全國軍民開展民族解放戰爭，實現全面持久抗戰的方針，同時強調黨在同國民黨合作時只有保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才能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自此，中國人民掀起了氣壯山河的抗戰熱潮。毛澤東在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在總結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時提出，統一戰線是第一大法寶。但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正確堅持這一政策并非易事。一方面，這一重要決策在黨內遭到王明教條主義的反對。他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的身份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否定了共產黨關于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把抗戰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而不是人民的身上。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雖然來自長期積累的革命經驗，但直接針對的就是王明的這一右傾錯誤主張。另一方面，這一重要決策也遭到國民黨頑固派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反共高潮的干擾和破壞，最為嚴重的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發生的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擊退了反共高潮，又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民心。如果進一步聯系后來的重慶談判直到召開建立新中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可以體會到抗日戰爭時期黨為統一戰線而奮斗所作的艱辛努力有多重要！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抗日戰爭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勝利。
實施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等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抗日戰爭偉大實踐中譜寫的又一精彩華章。抗日戰爭是在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下發生的。在抗戰開始前，國民黨營壘中一些人就悲觀地認為“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亡”。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亡國論”和“速勝論”此起彼伏，對全民族抗戰產生了消極影響。但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認為，抗日戰爭必定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必定屬于中國。早在1936年7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就已經提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思想。特別是他在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這一著作，在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的同時，系統而又深刻地闡述了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科學預見抗日戰爭必將經過三個階段，強調中國只要充分發揮“自覺的能動性”、堅持正確的戰略戰術，必將贏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這部著作一發表就在國內外包括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成為抗日戰爭的戰略總方針。與此同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全民族抗戰一開始，就決定把一般戰爭中處于輔助地位的“游擊戰”上升到戰略地位，充分發揮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的優勢，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建立了大批敵后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不僅集中闡述了共產黨為什么要在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自主性，而且闡述了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敵我相持階段為什么要堅持敵后游擊戰的道理。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實施持久戰這一戰略總方針和敵后游擊戰等一整套戰略戰術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抗日戰爭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勝利。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實施持久戰以及敵后游擊戰等人民戰爭戰略戰術這兩大決策，貫穿其中的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即兵民是勝利之本。在當時許多人看來，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并不具備優勢，但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懂得，只要充分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實施全民族抗戰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就能夠把劣勢轉化為優勢、被動轉化為主動，創造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奇跡。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堅持，創造了巨大的政治優勢，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強大凝聚力；正是持久戰和敵后游擊戰等正確戰略戰術的提出和實施，創造了巨大的軍事優勢，形成了在人民戰爭中克敵制勝的戰爭偉力。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深刻指出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這一結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結論。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抗日戰爭中提出，又在抗日戰爭中接受實踐檢驗。遵循“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真理作出的政治軍事決策及其創造的政治軍事優勢，檢驗和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性。
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偉大抗戰精神之“魂”和“根”
抗日戰爭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實踐，不僅是人民戰爭的勝利，更是民族精神的勝利。也就是說，抗日戰爭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導下贏得的偉大勝利。作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進程中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正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歷經鴉片戰爭以來一次又一次轉型，最后在浴火重生、鳳凰涅槃中形成深刻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并以此為新的歷史起點走向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可以通過思想、道德和藝術等多種形式表現出來，但最終都會匯聚成強大的精神力量。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在民族精神上集中體現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向世界展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這就是彪炳史冊的偉大抗戰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對于偉大抗戰精神的領悟，既不能僅僅滿足于字面上的解讀，也不能僅僅滿足于從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精神面貌的深刻變動中加以理解，而要把這一精神的形成放到中華文化在近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去考察和理解，才能認識其深刻內涵及其時代意義。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國家蒙難和人民覺醒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歷史。“蒙難”引發“覺醒”，“覺醒”帶來“轉型”，中國近代史正是一部中國人在民族覺醒過程中的思想文化轉型的歷史。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戰敗，中國人在思想文化上經歷了“國粹優越論”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轉變；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中國人在思想文化上經歷了“中體西用”到“托古改制”直到向“歐化”“西化”的民主主義的轉變。這些文化轉型，既體現了時代的進步性，又體現了歷史的局限性。文化轉型的量變終歸要引起質變。從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在思想文化上經歷了舊民主主義文化從發展到蛻變、新民主主義文化在斗爭中發展壯大的歷史性轉變。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和根據這一思想提出的以“民族、科學、大眾”三要素構成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中華文化在基因構成和文化元素結構上的重大更新，而不是簡單延續了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偉大抗戰精神就是中華文化的基因構成和元素結構重大更新的結晶。
中華文化的結構性重構，好比浴火重生而“涅槃”的“鳳凰”，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丹穴朝陽瑞氣翔”的民族復興之好運。在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結構性重構中形成的偉大抗戰精神，突出地體現在兩個文化元素的更新上。
一是“魂”元素。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還說過：“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思想文化的這種根本轉型和結構性重構，對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形成的優秀傳統文化注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用以取代中國傳統文化“綱常體系”之“綱”，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了科學真理之“魂”。偉大抗戰精神之“魂”，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崇高信仰、堅定意志、斗爭精神、科學預見。
二是“根”元素。毛澤東說過，對中國傳統文化，“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與此同時，他明確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文化的根本轉型和結構性重構，就是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實踐為基礎，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并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形成的傳統文化中注入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元素，對中華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偉大抗戰精神之“根”，就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愛國情懷、民族氣節、英雄氣概、必勝信念。
當我們在抗日戰爭時期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中華傳統文化必須批判地繼承，中華文化終于在鳳凰涅槃后煥發出朝氣蓬勃的新氣象。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導下形成的偉大抗戰精神及其體現的中華新文化，不僅引領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而且成為人民解放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歷史起點。這就是毛澤東1949年9月在著名的《唯心史觀的破產》中深刻指出的：“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