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州省遵義市楓香鎮茍壩村，有一個“紅軍馬燈館”，存放著一盞復制的馬燈。當年茍壩會議召開期間，這盞小小馬燈，陪伴著毛澤東同志，照亮了紅軍勝利前行的航程。
1935年3月10日夜，在茍壩村一條崎嶇狹窄的小道上，毛澤東同志手提馬燈，連夜去找周恩來同志再商紅軍將要進行的一場戰役的作戰計劃。一場戰役看起來不是重大決策，但當時當事，這場戰役與中國革命命運緊緊相連，因而事關重大。歷史的“關節點”常常出現在不經意間，茍壩的這條“小道”連著的正是中國革命的“正道”。今天，人們將毛澤東同志走過的這條小道，親切地稱為“毛澤東小道”。
當晚的幾個小時前，中央負責人圍繞是否攻打國民黨軍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場（今貴州金沙縣城）的一個師，在茍壩會議上展開激烈爭論。會上，毛澤東同志堅決反對進行這場戰役，他據理力爭，但遭到與會者集體反對，力爭無效。會議仍然堅持了攻打打鼓新場的原定計劃。
會議散了，但毛澤東夜不能寐。
從當時形勢看，許多紅軍指戰員求戰心切，一心要擴大戰果，占領物產豐富、商業繁榮的打鼓新場，使紅軍得到更多的后勤補給，以利于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但毛澤東同志認為，諸多不利因素被忽視了：一方面，紅軍經過長途奔襲損耗較大，第二次遵義戰役之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但綜合來看仍比較疲憊，而且處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場的敵軍是國民黨的中央軍，戰斗力非貴州軍閥可比，他們已在此經營多時，外有城墻，內修碉堡工事，易守難攻。特別是打鼓新場四周強敵環伺，隨時可馳援打鼓新場，使紅軍陷于重圍。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如果冒險開戰，紅軍將處于四面受敵之境，后果不堪設想。
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再一次受到忽視，紅軍的命運，中國革命的歷史，在這個深夜又一次來到一個緊要關頭。
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的最后一天，清晰回憶了茍壩會議召開時的情景：“……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因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數人手里；……比如茍壩會議，我先還有三票，后頭只有一票。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么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后，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周恩來同志對這個深夜兩人見面的場景同樣記憶猶新：“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在這期間，紅軍截獲了敵軍電報，新的敵情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準確預判：敵軍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場集結，意圖圍殲紅軍。紅軍差一點落入敵人的陷阱。
最終，中央撤銷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中革軍委隨后發出《關于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避免了一次正要發生的重大危險。
從這件事中，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也得到一條教訓：作戰不能再像過去那么多人來集體討論，在極端緊急的作戰中，遇事都要爭論，就會貽誤戰機，讓紅軍難以果斷靈活地行動。
根據毛澤東同志提議，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也稱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
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中，這是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的任務，由此得以進一步落實。
茍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不負眾望，將出神入化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面對蔣介石布下的天羅地網，毛澤東同志將計就計，讓紅軍佯裝在遵義徘徊，引敵深入。敵軍蜂擁而至時，紅軍在遵義茅臺鎮及附近地區三渡赤水，白天“大張旗鼓”渡河，將敵人向西引入川南。敵軍果然再次將兵力部署于川南。此時，我軍以一個團偽裝成主力部隊繼續西進誘敵，但真正的主力部隊卻隱蔽在赤水河畔，于1935年3月21日、22日順利從二郎灘、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
此后中央紅軍一路奮進，順利渡過烏江，兵臨貴陽，調出滇軍，繼而挺進云南，威逼昆明，最終巧渡金沙江，成功甩開了敵人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大踏步揮師向四川挺進。
四渡赤水，是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精彩的軍事行動，是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典范。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時盛贊毛澤東同志指揮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可與世界歷史任何偉大戰役相媲美，但毛澤東同志認為四渡赤水才是他的得意之筆。
2015年6月16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參觀遵義會議陳列館，看了“四渡赤水”多媒體演示片，稱贊“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運動戰的典范”。
紅軍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茍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核心地位得到鞏固，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得到鞏固，中國革命的紅色火焰從西南一路燃向西北，最終燃向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