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發展史上，古田會議有其特殊的歷史地位。這次會議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對黨和紅軍內部存在的不講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對削弱黨的戰斗力的極端民主化傾向，對不執行黨的決議、不開展正確的黨內批評的非組織化觀點，對小團體主義和享樂主義，制定了有效的反對措施和切實可行的規矩。之所以召開這個會議，又與此前紅四軍內部在如何建黨建軍問題上曾產生不同意見密不可分。回顧這段歷史，或許能使我們今天進一步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進一步增強黨內團結引發一些思考。
（一）
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與朱德率領的部隊，在江西寧岡縣的礱市會師。兩軍會師后，在礱市的龍江書院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根據中共湘南特委的決定，兩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928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全國各地的工農革命軍一律改稱“工農紅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朱毛紅軍”由此而來。接著，又召開中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陳毅等為委員的第四軍軍委。同年5月下旬，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別委員會，選舉毛澤東任特委書記。
這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澤東及紅四軍前委，中共“認為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前敵委員會的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而以毛澤東為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同時即是最高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信中還提出，前委所管轄的范圍“當然要由環境決定”，暫時可包括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各縣，“所有這一區域內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揮”。
紅四軍收到中共中央這封信時，已是11月2日。11月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6月4日的來信，并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重新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選舉23人組成軍委，由朱德任書記。
1929年1月，紅四軍前委在寧岡縣的柏露村召開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常委及邊界各縣黨組織負責人和紅四軍、紅五軍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彭德懷率紅五軍留守井岡山。2月初，紅四軍到達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羅福嶂山區時，前委在這里召開擴大會議。此次會議鑒于部隊行軍打仗和軍情緊急，為了減少領導層次，決定“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
這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朱毛紅軍撤離井岡山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紅四軍撤出井岡山在贛南一帶游擊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從報紙的報道中得知的。為此，中共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下，紅四軍很難形成一個大的割據局面，部隊應分散活動，朱德和毛澤東應當離開紅四軍。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信給紅四軍。此信史上稱之為中央“二月來信”。
中央“二月來信”的全稱，是《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并轉湘贛邊特委信——關于目前國際國內形勢和黨的軍事策略》。信中要求紅四軍“在適宜的環境中（即是非在敵人嚴重的包圍時候）、可能的條件下（依照敵人的軍力配置和我們武裝群眾的作戰能力與鄉土關系）”，將武裝力量分編散入各鄉村去。部隊的大小可依照條件的許可定為數十人至數百人，最多不要超過500人。同時要求朱、毛離開部隊到中央工作。
4月3日，毛澤東、朱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4月5日，中共紅四軍前委召開會議，對此進行討論。會后毛澤東根據會議所討論的情況給中共中央復信，認為“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不贊成將隊伍分散到農村游擊和朱毛離開紅四軍，強調：“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隨后，中共中央不再堅持朱德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也沒有將朱毛認為能“勝過”他們的劉伯承和惲代英派來，而將剛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劉安恭派來了。劉安恭在蘇聯學習過軍事，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派來的，毛澤東和朱德對他的到來自然很重視，于是紅四軍前委決定恢復2月初曾“停止辦公”的軍委，由劉安恭任臨時軍委書記。
（二）
離開井岡山之后，紅四軍內部包括高級領導干部中，對井岡山時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產生了各種議論。對紅軍中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等問題，爭論更一直不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后，這些爭論又逐漸發展到基層，而臨時軍委的設立，進一步加劇了紅四軍內部的這場爭論。引發這場內部爭論的，是前委與軍委之間的職權如何劃分。
6月19日，紅四軍第三次攻占龍巖城。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的公民小學召開。大會由陳毅作報告，參加會議的有支隊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會議還討論了前委的組成人選問題，決定以前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不變動，仍為委員。按照中央的指示，紅四軍所到之處的地方黨部派一名主要負責人為委員。其余的委員名額，由軍直屬隊推選出陳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縱隊各推選縱隊負責人，上述五單位又各推選出一名士兵代表。在正式選舉中，這13個人選全部當選。接著舉行前委書記的選舉，結果陳毅當選，而原本是中共中央指定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卻落選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合適繼續留在軍中工作。恰在此時，中共閩西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將在上杭的蛟洋召開，于是，毛澤東與第三縱隊司令蔡協民、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譚震林、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江華、紅四軍直屬隊支部書記曾志等，受紅四軍前委的委派，于7月8日由龍巖動身，前往蛟洋代表前委出席會議并對會議加以指導。
（三）
192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由周恩來報告紅四軍4月5日從瑞金發出的對中央“二月來信”的復信。周恩來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召開一次軍事會議，朱德、毛澤東處應派一得力人員來參加。于是，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紅四軍，要求其派人參加會議并匯報工作。
紅四軍前委收到由中共福建省委和閩西特委轉來的中共中央來信時，朱德和陳毅正率部進駐連城的新泉，而毛澤東還在蛟洋參加中共閩西一大。7月29日，朱和陳從新泉趕赴蛟洋，與毛澤東等召開紅四軍前委緊急會議，商討應對閩贛粵三省國民黨軍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第一次“會剿”的作戰計劃，并決定由陳毅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其前委書記一職由朱德代理。
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很快同中共中央接上了頭，并匯報了紅四軍的有關情況。9月1日，陳毅寫出關于紅四軍情況的五個書面材料：《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紅軍黨務概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于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中共中央對這幾個報告是很重視的，其中還特地將第一個報告刊登在《中央軍事通訊》的創刊號上。
隨后，周恩來等人和陳毅多次討論研究紅四軍問題，周恩來一再強調要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同時，周恩來讓陳毅根據此間召開的中共中央軍事會議和談話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很快，陳毅寫出了這份題為《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的文件，經周恩來審定后，于9月2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這就是中國革命歷史上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對于中共紅四軍七大前后軍內引起熱烈爭論的若干問題，“九月來信”作了明確解答。關于前委與軍委的問題，信中指出，黨的組織系統可保存現在狀態，前委委員不要超過9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黨在軍隊中采取秘密形式，黨的機關設在政治部內，黨的機關的人員不要過多，要盡量利用群眾組織中的人做事。
紅四軍七大之后，軍中的主要領導人只剩下朱德一人，軍中思想政治工作難免有所放松。1930年1月6日紅四軍前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四軍八、九、十三個月中前委機關不健全，毛同志去他方養病，陳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應付不開，政策上發現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松懈。”
1929年10月1日，陳毅結束了在上海向中共中央的匯報，攜帶“九月來信”動身返回紅四軍。10月22日，在廣東蕉嶺縣的松源與朱德會面。當天晚上，紅四軍前委召開會議，聽取陳毅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致信毛澤東請其回到紅四軍重新擔任前委書記。這時的毛澤東，一方面健康正在恢復，另一方面看了陳毅傳達的“九月來信”，已知中共中央的態度，乃于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組織部部長謝漢秋的陪同下，來到長汀與朱德、陳毅會合，并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
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作出了三項重要的決定：（一）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余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同一天，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匯報自己回到紅四軍的情況和目前的工作計劃。信中說：“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
12月上旬，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第一、第二、第三縱隊撤出長汀，前往連城的新泉與在這里活動的第四縱隊會合。然后，全軍在這里進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與軍事整訓。同月中旬，他們又率部開赴上杭縣的古田，為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作準備。毛澤東依據“九月來信”的精神，結合調查研究的情況，起草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黨的組織”“黨內教育”“紅軍宣傳工作”等八個決議草案，共達三萬字。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會議強調，紅軍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斗；不能將軍事與政治對立起來，紅軍的任務除了打仗，還要籌款、做群眾工作等。大會通過選舉，產生了紅四軍新一屆前委成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強調要加強紅軍的政治工作，特別是政治教育工作，這次會議實際上就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矩。例如，關于極端民主化問題，決議案提出的糾正的方法，除了要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外，還強調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具體要求是：（一）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二）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三）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四）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中去。（五）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于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并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
對于黨內存在著的少數不服從多數，“少數人的提議被否決，他們就不誠意地執行黨的決議”的非組織觀點，決議案指出的糾正方法是“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為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同時特別強調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要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對黨委或同志有所批評應在黨的會議上提出。
古田會議不但成功解決了在長期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如何建設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何保持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問題，而且對于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如何保證黨和紅軍的純潔，立下了一系列的規矩，促進了紅四軍的團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