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正位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處于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這就需要在制度上破題發力，用強大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駕護航。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開創性地回答了“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 這個制度建設的根本問題，開辟了中國前進的制度航道。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縱貫線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無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開創了改革開放事業的新進程。這個新進程是推動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新進程，是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制度效能的新進程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40多年來，我們拓荒前行，在摸索中前進，在試錯中調整，我們走得不容易，但歷史從來沒有辜負信仰堅定的探路者。今天的成就足以說明，我們的探索是正確的、我們的政策是對頭的、我們的治理是有效的。如果說，40多年前的中國開啟了由量變到質變的漸進式改革，那么，40多年后的中國則走到了質變的關口，來到了定型的前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時代的發展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量變中蘊含和孕育著質變，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同時又開啟新的量變。”推動制度走向成熟定型，是改革開放邁向新階段的基本表現。我們既需要用成熟定型的制度鞏固改革的既有成果，更需要用成熟定型的制度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縱深。
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開放事業的接續發展，它一經展開就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根本在于“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新時代謀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沿著這個“主軸”，我們第一次系統勘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第一次對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轉化問題作出了全面部署，第一次提出了堅持和完善國家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要求和總體目標，進一步回答了“改什么、怎么改”“深化什么、如何深化”的問題，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進程。
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境界。這個新境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基礎得以極大夯實的新境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內涵得以極大豐富的新境界
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長期探索并不斷發展的過程。恩格斯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繼續前進，續寫新篇，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需求更加凸顯。這是因為，我們探索出來的道路、創新出來的理論體系、培育出來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需要在制度中得以鞏固提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前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后半程的主要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從歷史經驗來看，“后半程”的制度建設至關重要。能否在制度上把社會主義政權穩定下來、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優勢鞏固下來、把社會主義國家治理中的短板補充上去，始終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難題。170多年來，社會主義盡管經歷了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到多國的發展歷程，但終究未能在國家治理上形成普遍的歷史經驗。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扛起了振興科學社會主義的大旗，成為引領世界社會主義從遭受挫折到走向復興的中流砥柱。這個“中流砥柱”根本是要證明：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這“兩大奇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
制度并不全是制度本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制度建構的邏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發展的邏輯應該是相通一致的。推動制度走向成熟定型，就是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堅守得更牢，就是把中華民族厚重的制度文明和治理傳統延續得更遠，就是把既有的制度優勢鞏固得更穩，就是把治理效能激發得更大，就是把制度自信培植得更深，歸根到底就是要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守正創新、行穩致遠的制度根基。制度上的突破意味著整體性前進，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乃至整個科學社會主義事業步入新境界的基本依據。
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開創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新篇章。這個新篇章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從領導革命、建設、改革向領導治理的偉大跨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由此開啟了一個歷史性跨越。前有中國歷史上《甲申三百年祭》的啟示和“歷史周期率”的輪回，后有科學社會主義歷史上曾經強大的蘇共突然垮臺、蘇聯轟然倒塌的鏡鑒。這無不說明一個道理：建立新社會不易，治理新社會更難。早在1949年初毛澤東就曾指出：“如果完成了全國革命的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之所以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根本在于這個“歷史性跨越”的難度——不僅要在執政黨的領導下建構起國家制度，更要把黨的領導深深嵌入到這個國家制度之內。如果說前者代表著制度的奠基，那么后者才意味著制度的成熟。為此，中國共產黨足足探索了70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沒有解決得很好。……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后，不斷探索這個問題，雖然也發生了嚴重曲折，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積累了豐富經驗、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尤為顯著。”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共產黨在制度建設上沖鋒發力，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為實現最終的“歷史性跨越”創造了迄今為止最為扎實的理論、實踐與制度條件。在新時代謀治理，根本是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理論主張與政策安排制度化。把思想轉化為制度，用制度保障道路，沿道路通向目標，民族復興的光輝未來則更加可期。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從13個方面推進國家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設，這13個方面完整地涵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可以說，在如何續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上，《決定》的頒布與實施是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關鍵在于把思想主張轉化為了制度設計。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不僅筑起了“地基”建起了“房子”，更是在新時代開始了國家制度的“內部施工”。其中，最為精細的環節就是在國家制度體系中架好黨的領導制度這個“頂梁柱”，發揮其在13個顯著優勢中的“總牽引”作用。依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設計的“制度施工圖”，我們把黨作為最高政治力量的制度安排確定下來了，把黨的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的制度安排確定下來了，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安排確定下來了，把制度執行與監督作為制度生命力的安排確定下來了。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即將破解把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嵌入國家制度這個歷史性難題，由此翻開了治國理政的歷史新篇章。
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開創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是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從而助力民族復興的新階段
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中國現代化的實現，本質上是同一個歷史過程。以現代化支撐民族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不斷前行的一條歷史主脈。鄧小平曾經講到：“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我們要追趕的時代，本質上是一個現代化時代。近代以來，我們在反思西強中弱時提出了種種救國方案，“中體西用”“西化”“歐化”“中西互補”等無不表達了強烈的現代化意識。然而，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才得以在一個較為完整的政權體系中謀劃現代化的藍圖。中國共產黨對未來的規劃幾乎都是以實現現代化為線索的，從毛澤東時代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再到把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定位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根本是因為在黨的領導下我們找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路。這條新路把中華民族推到了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心的歷史高位，也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還必將產生更具世界性的深遠影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當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成功建成的現代化強國時，我們黨領導人民在中國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將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歷史意義。”縱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我們不難發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主脈。
今天，我們前所未有地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也前所未有地受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影響。在這種“進局”與“變局”疊加的大勢中，“中國之治”被賦予獨特的歷史使命。首先，應對風險挑戰需要發揮制度威力。任何系統性風險的爆發都有可能中斷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這是中華民族難以承受的歷史之痛。越是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越是復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一套健全管用的制度是應對風險挑戰的“穩定器”，能夠發揮事業托底的重要功能，我們要善于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其次，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加重制度建設的分量。制度建設既是全面現代化的目標，也是實現全面現代化的手段。作為目標，制度從來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維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視為“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宣言書”；把“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制度成果固定下來，推動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全面現代化提供更加強大的制度保障。再次，贏得比較優勢需要發揮治理效能。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應該說，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十分尖銳的。這就需要我們堅持和發展好我們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為贏得未來打下更加堅實的制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