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能清晰地感受到一部濃縮的科技強國史：嫦娥五號探測器著陸器、“墨子號”量子衛星、C919大飛機……一件件復原模型和實物展品，彰顯著中國科技創新的高峰。
而這一切的底蘊，可以追溯到“兩彈一星”這一彪炳史冊的成就。
展廳中播放的珍貴歷史影像資料，重溫著曾經的激情，也將我們帶回那段崢嶸歲月——
1960年11月5日，中國第一枚導彈發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東方紅》的旋律響徹太空。
研制“兩彈一星”，是黨中央的英明決策，是中國科技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創造的偉業。“兩彈一星”的成功，讓新中國在列強環伺中站穩腳跟，為新中國科技體制的建立和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奠基性貢獻，更激蕩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勵著全國人民以更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
在“兩彈一星”研制過程中形成的“兩彈一星”精神更是影響深遠——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這24個字，是“兩彈一星”參研者創造的偉大精神財富，更是一代中國科技工作者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科學家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優秀品質，弘揚“兩彈一星”精神，主動肩負起歷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學追求融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事業中去。
如今，“兩彈一星”精神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和塑造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
1999年9月18日，新中國成立50周年前夕，一場莊嚴而盛大的活動在人民大會堂拉開帷幕。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為錢學森、于敏、彭桓武、王大珩等23位在“兩彈一星”研制過程中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直到此時，他們中的很多人，才為大眾所知。
翻看他們的故事，總讓人心情激蕩、淚難自禁。
“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曾經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力學家之一，1946年就成為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院的三位主持人之一。這樣一位已經獲得國際學術聲譽的科學家，卻在1956年毅然放棄在國外已經取得的一切，沖破重重阻礙回到祖國懷抱。
熟悉郭永懷的人都認為，他的選擇并不讓人意外。在美國留學、工作期間，他始終不愿意加入美國國籍。在美國政府的一張調查表中，有一個問題：“你為什么要到美國來？”郭永懷這樣回答：“到美國來，是為了有一天能回去報效祖國。”
回到北京后，領導問郭永懷：“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他這樣回答：“我只想盡快投入工作。”從此，郭永懷在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在科技戰場上，他的功業永載史冊——在中國原子彈、氫彈和衛星的研制工作中，郭永懷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1968年10月，就在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發射之前，郭永懷從青海乘飛機返回北京。飛機降落前突然失去平衡墜毀，繼而起火。撲滅大火之后，人們在飛機殘骸中發現兩具抱在一起的遺骸，經過辨認，是郭永懷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人們費力地分開兩具遺骸，中間是一個裝著絕密文件的公文包，里面是研制導彈的機密資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郭永懷選擇用血肉之軀，保護得來不易的研究數據。
然而，郭永懷犧牲幾十年后，他的事跡才為人們所知。
剛剛去世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鄭哲敏院士曾與郭永懷共事。他在《郭永懷傳》的序言中這樣寫道：“他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獻于祖國，他不論什么事，只要祖國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當作鋪路石子，以培養下一代作為自己的使命。國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別無他求。”
郭永懷是“兩彈一星”參研者的典型代表。錢學森、趙九章、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錢三強……以及無數把青春揮灑在大漠戈壁的科研工作者們，他們的經歷或許不像郭永懷那樣悲壯，但他們與郭永懷一樣，把國家融入血脈，成為個人的自覺選擇，不求聞達、不計報酬、不講條件，把國家和人民的需求作為個人追求的第一目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幾十年來，我國千百萬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崗位上，學習和弘揚“兩彈一星”精神，主動肩負起歷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學追求融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事業中去。
南仁東，中國“天眼”的首席科學家，人生只為一事來，終讓我國在射電天文領域擁有了傲視全球的大國重器；趙振東，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新冠疫情來襲時，被任命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技術組組長，他連續工作200多天，帶領團隊為疫苗研發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他的生命卻永遠定格在了53歲……是他們，讓我們邁向世界科技強國的腳步更加堅實，讓我們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更加有底氣！
沒有目標的奮斗容易陷入虛無，堅定的信仰和信念才能讓我們堅韌不拔。新時代，面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科技創新的作用更加凸顯，就更需要科技工作者繼承發揚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精神。
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紀念館，位于中國科學院大學雁棲湖校區后山，在中科院懷柔火箭試驗基地原址上改建而成。中國科學院大學碩博連讀生徐欣是紀念館的志愿講解員，他說：“‘兩彈一星’精神和科學家精神的底色，是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這段獨特的講解經歷，讓我在結束集中教學階段學習回到實驗室進行科研訓練時，能夠坦然地面對在科研中遇到的困難和瓶頸，并努力去克服它們，最終實現學業和科研的目標。”
時代在變，但中國科技工作者愛國的底色從未褪去，奉獻的情懷從未更改。“兩彈一星”精神的光芒，始終閃耀。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金銀灘草原，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建在這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誕生于此。如今，在221基地舊址上，原子城紀念館和紀念碑靜靜矗立。每年，總有數萬參觀者來這里“朝圣”，對著那些黑白照片、背包、帳篷、手搖計算機……回溯時光河流，重溫那段歷史。
這里海拔高，缺氧是常態，一年中有近半年時間處于寒冷狀態，風沙還大，自然條件惡劣是很多人對這里的第一印象。一開始，這里沒有任何基礎設施，大家工作、生活都在帳篷里。
化名為“王京”的王淦昌，在這里工作了17年。這位優秀的核物理學家，曾作為中國代表任蘇聯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領導的研究小組發現了世界第一個反西格馬負超子。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撤走了全部專家。已過知天命之年的王淦昌臨危受命，回國參加原子彈研究。
在王淦昌的回憶中，從來沒有對環境的抱怨，只有緊張和充實——他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中，只怕做得不夠快、不夠好。他與年輕人一樣，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對每項技術、每個數據都一絲不茍。
不抱怨、不等待，所有的人都各司其職，想盡辦法做研究。“兩彈一星”元勛于敏曾回憶，原子彈、氫彈的理論研究需要大量計算，但當時國內只有一臺每秒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他領導的工作組里就人手一把計算尺，廢寢忘食地算，用紙、筆和最簡陋的工具算出了最優秀的結果。
不僅在221基地，在被稱為“中國濃縮鈾工業搖籃”的504廠、我國首個核工業綜合性科研生產基地404廠……科研工作者們用青春甚至生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創造了“兩彈一星”的奇跡。
如今，我國科研經費大幅增長。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0年，中央財政科學技術支出達到2.3萬億元。科研條件和科研環境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科技工作者的待遇也有了極大提高。
如今，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研成果層出不窮。“海斗一號”探秘萬米深海；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全面開通；新冠疫情來襲時，我們成功分離出世界上首個新冠病毒毒株，完成病毒基因組測序，自主研發應用多款疫苗；此刻，三位中國航天員正在中國自己的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忙碌工作……
同時，應該看到，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特別是在若干關鍵技術和核心領域，我們距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很大距離。而歷史經驗一再告誡我們，關鍵和核心科技是等不來、要不來的，只有靠自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圍繞科技制高點的競爭空前激烈。我們必須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已經開啟，廣大科技工作者艱苦奮斗的傳統不能丟，自力更生的志氣不能忘，仍然要把“每一分錢都用到刀刃上”，盡快做出更多重要的原創性成果，把核心科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這樣才能盡快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科技強國。
大力協同、勇于登攀
團結、協同，是“兩彈一星”事業鮮明的時代特征。短短十余年時間，“兩彈一星”從構想變成現實，這是中國人民在攀登科技高峰征途中創造的壯舉，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
沒有隊伍，拉起一支隊伍。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在黨中央統一部署、統一領導下，全國先后有26個部（院）、20多個省區市，包括10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抽調精兵強將參與“兩彈一星”研制，集中攻關。
原子彈研制中的“九次計算”“草原大會戰”，氫彈原理突破中的“群眾大討論”“上海百日攻堅戰”等，都是集體攻關、團結協作的結果。正是靠著強有力的組織系統，“東方紅一號”發射時，動用了當時全國近60%的通信線路，從試驗場區到各個觀察測控站，僅守衛通信線路的群眾就多達60萬人。
1982年，《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數學理論問題》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由于對署名作者的人數限制，獲獎人名單只列出了9位科研集體的代表人物。彭桓武作為當年分管核武器理論研究的領導者，位列第一。按照規定，這項獎章應該授予排名第一的獲獎者。
彭桓武卻堅決拒絕將獎章歸于個人，提議由單位保存，獻給為核武器事業貢獻過力量的每一個人，并提筆寫下14個字：“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
多年以后，回顧“兩彈一星”事業，錢學森特別強調科研工作的計劃性和組織管理，認為要“培養造就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還要培養造就一大批科學技術工作的組織家”。錢學森一貫反對別人稱他為“之父”，在1992年10月19日的一封信中，他直言，“稱我為‘導彈之父’是不科學的，不能用”，“因為導彈衛星工作是‘大科學’，是千百萬人大力協同才搞得出來，只算科技負責人就有幾百，哪有什么‘之父’？”
“科學不可能是一個人的事業。”現代科學技術的特點更決定了，從事科學研究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學科、多工種的通力合作，離不開組織嚴密、科學的分工配合。今天，大力協作、萬眾一心的精神，同樣體現在解決重大科學問題和工程技術難題的征程上。
中國載人航天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1992年9月21日立項至今，神舟系列飛船、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天舟一號貨運飛船、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天舟二號貨運飛船……中國載人航天事業攻堅克難，逐一攻克載人航天各項關鍵技術，終于邁入空間站時代。
作為當今世界高新技術最密集、最尖端、最具標志性的宏大工程，載人航天涉及的領域可謂包羅萬象：航天、航空、電子、機械、化工、生物等。沒有團結協作的意識，龐大的工程根本無法運轉。據統計，在載人航天工程中，直接參與其中的研究所、單位多達上百家，配合單位多達上千家，涉及數十萬科研工作者。“實施載人航天這樣宏大的工程，沒有黨中央集中統攬，沒有全國大協作，是不可想象的。”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周建平曾表示。
改革開放以來，科技領域“863計劃”“973計劃”等相繼實施。這些計劃遴選的科技項目，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工程技術，都經過充分考量與討論，旨在找準關鍵的科技問題，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協同攻關，并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實現科技的全面發展。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曾這樣評價“863計劃”：“傳承了‘兩彈一星’的成功之道，以實現國家目標作為共同的精神支柱；全國一盤棋，建設‘國家隊’，大力協同；學術民主、建設糾錯機制，理論與實驗相結合，重視基礎研究、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等。”
可以說，“兩彈一星”不僅留給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留給我們協同創新的優良傳統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法寶。
量子計算機研制成功、C919首飛成功、復興號高鐵投入運營、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磁約束核聚變、散裂中子源等設施建設取得突破，量子信息、鐵基超導、干細胞、合成生物學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原創成果……近年來，我國著力加強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一大批全球領先的科技成果不斷涌現。
“十四五”時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啟，更加需要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力量、協同攻關，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過去我們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這一法寶，今天我們推進科技創新跨越也要依靠這一法寶，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機制。”
今天，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號角已經吹響，“兩彈一星”精神將繼續激勵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在自主創新的事業中大有作為！他們也必將在新的實踐中為“兩彈一星”精神注入更多時代元素，豐富“兩彈一星”精神的內涵，創造出不遜于“兩彈一星”的新偉業！
